《山西梆子在涿鹿》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我十分荣幸为该书作序。

山西梆子，作为一种地方舞台表演艺术，在涿鹿已经传承了 100多年。 100多年来，它伴着滔滔的桑干河水，融入涿鹿这块古老的土地，并在此枝繁叶茂，成为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剧种； 100多年来，它伴着晋商的叮当驼铃，撩起涿鹿人那遥远的“乡愁”，成为他们难以忘却的精神家园； 100多年来，它伴着战火硝烟与祥和升平的历史，走过岁月的风雨与麦浪千畴、瓜田浮绿的富饶，经历了难以诉说的荣辱兴衰。

戏剧是为达到叙事目的，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等形式的舞台表演艺术。关于戏剧的起源，《中国戏曲通史》说：“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客观地说，戏剧是精神世界的表现形式，它在人们为了生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中诞生。涿鹿流传下来的中国戏剧之祖——“蚩尤戏”便是最好的例证。山西梆子由蒲州梆子演变而成，而它们的前身也是人们在插秧过程中创造的山西秧歌。

涿鹿从未隶属过山西，但涿鹿人大都与山西有着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山西梆子虽然发源于山西，但涿鹿人却将它溶入血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这里面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1368年 1月，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帝国，明朝大将徐达奉命北进。然而，同年八月初二（ 9月 14日），当徐达攻克元首都大都（今北京）的时候，人口达 80万以上的大都仅有 1.3万人。其余人口或迫于战争逃离家乡，或被北遁的元朝残余带进草原。这个曾经被绚丽的光环环绕着的大都市，街市上根本看不到人。人口稀疏，土地荒芜，市井凋敝的状况，难以支撑统治的需要。徐达便给朱元璋上书，请求将大都附近州县之民迁入大都及周边地区。

洪武二年（ 1369年）春节刚过，保安州（今涿鹿）的老百姓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突然，大批明军鱼贯而至，包围了村庄。在明军的逼迫下，老百姓带着无尽的痛苦，踏上了漫漫的迁徙之路，最后被安置在了居庸县境（今昌平一带）。移民过后，由于保安州已无多少州民可辖， 1370年 3月，保安州被撤销。

长城之外六州居民的大量迁出，严重危及了明朝的边防。永乐十三年（ 1415年），朝廷重新设立了保安州，开始从山西向这里大量移民。向保安州移民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 9朝，先后持续了 100多年。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涿鹿人大都是明朝移民的后代。

这些明朝的移民，虽然被定格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有了自己的新家园。然而，他们的故土和习俗，并没有被时光磨蚀。在人们的骨子里，“吃不腻的老陈醋，唱不败的秧歌腔，改不了的乡土音，唠不完的老家常……”，一直在延续着，传承着……。

明朝末年的崇祯七年（ 1634年），时称保安州城的涿鹿县城，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痛入心脾的战斗。这一年农历七月初八，后金（清朝前身）皇太极亲率 12万后金兵，自赤城独石口、野狐岭入关南下，以八万重兵围定保安州城。知州阎生斗和守备徐国泰，率全城民众奋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三日后州城被攻破。知州阎生斗及守备徐国泰以身殉国，保安州城民众大部被杀。后金兵将城中财物抢掠一空，又将保安州城付之一炬，大火一直燃烧了 11天，后来遇到一场大雨方才熄灭。

后金兵的这次屠城，彻底摧毁了保安州城的手工业和商业。在保安州城恢复过程中，知州李振珽为了重振经济，招来了许多晋商，他们在保安州城开商铺，办票号，从事手工业生产。

晋商的到来，不仅为恢复保安州城的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带来了山西的文化。“烂席片”“笨笨”“呱嘴”等演唱形式传入涿鹿之后，因其与本地流传的演唱形式来自同一地域，语言、音色、曲调相近，很快便撩起了涿鹿人那遥远的“乡愁”，备受人们喜爱。清康熙八年《保安州志》记：“保安风俗朴简，……尤好渎神。四时集娼优、喧鼓吹，环而视者千人……。”

山西梆子诞生之后，晋商便把它带入了保安。由于山西梆子的旋律十分适合涿鹿人的心理与口味，因此，它很快便取代了其他演唱形式，成为涿鹿戏剧的主体。同时，在晋商和本地商人及当地大户的资助下，众多专业、业余戏班应运而生，涿鹿的山西梆子很快便进入兴盛时期……。此时，山西梆子在涿鹿的普及程度非常之高，正像民间所传：“二进宫不算戏，拾狗粪的有几句”。之后，山西梆子在涿鹿的发展有兴盛，也有低潮……。

世间任何事物，都逃不脱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兴盛与低潮。戏剧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一个事物当外部为其提供较好生存条件的时候，自己能够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求，便进入兴盛时期。反之，则会陷入低潮。故而，山西梆子在涿鹿的辉煌与低潮，大都与涿鹿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相一致。如今，面对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情趣的多元化，涿鹿晋剧如何适应人们的文化需求，是涿鹿晋剧界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诚然，涿鹿晋剧需要发展，需要辉煌。但不可否认，它的过往是涿鹿这块土地上滋养出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它记录着涿鹿的辉煌，承载着历史的阵痛，是涿鹿历史的缤纷一页。霍汉清先生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毅然拿起手中的笔，不辞劳苦，写下了洋洋四十多万字的《山西梆子在涿鹿》，添补了涿鹿戏剧研究的空白。

《山西梆子在涿鹿》一书共十二章，它以涿鹿流传下来的中国戏剧之祖——“蚩尤戏”为开端，以涿鹿戏剧发展史为主线，以戏台、戏班、人物等为载体，全面系统地记录了涿鹿戏剧发展的历史。书中介绍涿鹿古今演出团体 44个，晋剧音乐世家 1个，演员 47名，幕后人物 20名；记录山西、内蒙、河北古今演员 660多名，司鼓、操琴等 30余名；列举明清以来各种剧目 680多个；收录涿鹿古戏台 66座，新戏台 73座，戏台题壁 90多条。文中插图 900多张。我们说，《山西梆子在涿鹿》一书，是一部涿鹿戏剧的百科全书，也是涿鹿文研史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霍汉清先生是一个晋剧爱好者，自幼与山西梆子结下情缘，追随戏剧几十年。但他更是一位有责任感的学者，当他看到涿鹿戏剧的历史，有的已经被人忘却，有的正在被人忘却，便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负起这份抢救文化遗产的使命。为此，他驱车两万公里，多次到山西、内蒙以及张家口市的有关县区进行采访，做了大量的笔记。他几乎走遍了涿鹿的每一个乡村，拍照古戏台，记录戏台题壁……。通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将一幅跌宕起伏的涿鹿戏剧发展史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霍汉清先生是涿鹿文史界的骄傲，我们感谢他！

（作者系涿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