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历程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是很重要的发展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成就瞩目。尽管现在文学批评面临着很多问题，也常被诟病，但文学批评的不可或缺性，在文学事业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

回想上世纪80年代，批评家的地位、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了作家，那一代批评家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逐渐地，情形慢慢发生变化，包括批评家身份的转换，长期是以作协批评家为主，后来逐渐变成以高校的学者为主，这样，文学批评的现场感和文学批评的学术性之间，比例上逐渐产生了新的变化。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由以写文章为主变成文章与研讨并举。

在我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的批评文章，既热烈讨论作家作品，也经常针对文学批评本身发言。“批评的批评”在当时很多批评家那里是一件自觉要做的工作。

现在，对于“批评的批评”慢慢地少了，能量减弱了。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很多批评的理念需要重新识别。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关于批评的理论探讨一直在非专业的外围性概念当中纠缠着。比如说“捧”和“骂”的关系，似乎就变成谁骂谁就是好的批评家，甚至有了“骂派批评”一说。就批评本身来说，到底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批评家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面对这个作品？一个批评家如果不是以欣赏的姿态，或者完全没有欣赏的态度，不能以提高创作作为切入点进入作家作品，那么批评的前提就不存在。你完全不欣赏这个作品，甚至认为它一文不值，到了不忍卒读的地步，那还为什么要评论？批评家要跟作家对话，指出作品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批评家在阅读中不可能没有看到不足，不可能没有看到缺陷，这对批评家来说是一个考验。但是现在就变成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一味说好，要么就说得毫无价值，有的批评文章因为把一个作家说得一无是处，从而获得了或大或小的名声。我们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批评名家，值得今人学习的一点，就是他们大多不失以欣赏的姿态面对一个作家，但决不是肉麻的吹捧和迎合，他要指出一个作家的优长，也要说出存在的毛病、局限，那种既态度鲜明又小心谨慎的态度，让文章变得耐读。

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直指批评的要义，但“剜烂苹果”这一概念需要辨析。鲁迅强调的是剜掉坏的留下好的，而且在当时情形下更强调的是要留下好的。好的苹果穷人买不起，穷人只能买烂苹果，剜掉坏的还可以吃。所以鲁迅认为翻译也罢，批评也罢，应该持这种态度，要把烂的剜掉，告诉人们剩下的还可以吃。目的是要留下好的，没有好的，较好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后来就变成了只是“剜烂”，认为作家作品就是一个“烂苹果”，近乎等同于抛弃的态度，完全是批判的姿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应坚持说真话，讲道理。这是一种辩证的论述。说真话，就是批评家要秉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讲道理，就要求批评家要有科学的、专业的态度。说真话，讲道理，正是鲁迅所说“剜烂苹果”的要义所在。文学研讨会不应该成为对作家作品的炒作和吹捧，而应成为对批评对象的“集体会诊”。对研讨会的报道也应坚持实事求是。研讨会上有各种意见，到了新闻报道里就只剩下说过的好话。被研讨的对象即作家，可以接受研讨会上批评家说问题、指不足，但对新闻报道里说缺点，就认为这会变成“负面新闻”，不能接受。所以，批评风气的改变，还需要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共同努力，大家应当互相适应。要改变现状，难点很多，我们都有责任。我在《文艺报》做编辑工作的时候，翻看《文艺报》的合订本，新时期初期吧，有一次《文艺报》开一个关于电影方面的会议，会议的报道非常真实，大家对作品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有哪些问题，《文艺报》都有记述。报道中还对《文艺报》自身在新闻报道和评论方面有哪些不足，都有坦诚记述。这样的文风不应该丢掉。面对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我们还有很多任务要去完成，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下和未来的文学批评发展认真探讨。为实现这一目标，“批评的批评”应当成为批评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