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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友奎生的“校戏”写作谈起

2019-05-18 发表|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卜键
配图 京剧《对花枪》 卢雯/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传统戏曲的重视逐渐提升,近些年更是作为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创设非遗保护机制,设立国家艺术基金,在制度层面和经费上提供保障。但如何才能“出人出戏”,不断推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多数情况下,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在于要有一批踏实任事之人。老友奎生就是这样一个践行者,其持续四十年为学生编剧的硕果,其提出的“校戏说”,都值得我们珍惜和敬重。

戏曲需要有情有义的人

奎生出身贫寒,少年时入班学戏,后参加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剧团。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和曾先生率团到西柏坡演出《逍遥津》,奎生饰演剧中的小皇帝。那年的他还不到13岁,开演前在席间跑来跑去戏耍,被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等叫住亲切问话,是为一段美好回忆。1950年1月,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设立戏曲实验学校,田汉兼任校长,礼聘名师传授,奎生成为第一届学生。该校不久后划归中国戏曲研究院,名称中突出“实验”二字,都能传递出国家对戏曲继承与创新的并重。五年后改名中国戏曲学校,又在改革开放之初升格为学院,奎生在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一直没有离开。

奎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一个敢于坚持己见和仗义执言的人。“十年动乱”之初,老校长史若虚被揪斗凌辱,奎生挺身相救,被打成黑帮。文革结束后史校长恢复职务,有意提拔他到关键岗位,又因他的不够听话未能实施。一位哲人说“性格即是命运”,奎生即如此:他的才情与性情赢得了广泛敬重,也在明里暗里得罪了一些人;而正因为经常被冷落,他得以专心阅读和写作,极大弥补了幼年失学的缺憾,编写出一部又一部戏曲佳作。

《对花枪》是一出好戏

更是一个范式

中国戏曲学院表导演专业组建之初仍沿承传统教学模式,而作为一个老戏校人,奎生深知京剧的表演教学应有所革新,亟须新的教材。求人不如求己,就在1978年秋,他写成京剧《对花枪》。那时的青年教师创作热情很高,各系之间紧密协作,奎生将剧本写好后,音乐系关雅浓作曲,导演系杨韵清执导,次年由附属实验京剧团演出。《人民戏剧》作了详细报道,《戏曲艺术》刊登了剧本,不少地方戏校跟进移植,一时好评如潮。

《对花枪》本是豫剧传统剧目,演绎隋朝末年瓦岗寨英雄故事,上世纪60年代由安阳豫剧团整理复排,豫剧艺术名家崔兰田饰演姜桂枝。奎生在改编时删去原剧中靠山王部将威逼胁迫、姜氏亲侄从中挑拨的繁复情节,以浓墨重彩写女主角的侠骨柔肠:襄阳书生罗艺赴试途中病倒,被姜父亲搭救并收为弟子。桂芝自幼随父苦练祖传花枪,对罗艺悉心指授,两情相悦,遂结连理,未久罗艺赴京参加科举,而妻子已有孕在身。后经历战乱,音信断绝,罗艺在瓦岗寨再娶妻生子,桂枝则携儿带孙流落他乡。四十年后,姜桂芝一家到瓦岗寨寻亲,罗艺拒绝相认,幼子罗成与长孙厮杀不敌,他本人也败在桂芝的花枪之下。寨主程咬金有心撮合,罗艺惭愧赔礼,最终是一家团圆。京剧的《对花枪》后来居上,红遍全国,应与奎生改编时秉持的创新原则相关。老奎自幼浸润梨园,最知道一些传统剧目的散漫拖沓,知道哪些地方能出彩,什么样的唱词能感染观众,是以一出手即削减枝蔓,而强化姜桂枝、罗艺等人的情感活动。李笠翁所主张的“立主脑,减头绪”,不正是这样的吗?

正因为是要为学生写戏,奎生在写作中始终伴随着教学的考量,伴随着因材施教。《对花枪》对学生的基本功和综合素质要求甚高,主要演员必须具备“唱念做打”的全套功夫,具备较高的唱功与武功。这是一个挑战,缘此也催生了一个新的京剧行当——文武老旦。学者称赞它是第一出京剧老旦的情感大戏,“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式的经典剧目”,盛赞那段连绵百余句的唱词情理俱佳,实非谬言。它是一出好戏,而历经数十年常演不衰,已成为一个范式:为戏曲艺术的课堂教学而写,为学生中的好苗子量身定做,聚集编剧、作曲、导演、舞美的专业高手,教学与创作融为一体,精心打磨后呈现于舞台,也长存于舞台。

《夜莺》的启示

《对花枪》的演出轰动,极大激发了奎生的创作热情,陆续编创了《东郭先生》《岳云》《血泪清宫》《阴阳河》《乳娘传枪》《秦琼表功》《节妇吟》《夜莺》《界碑亭》等数十部京剧剧目。奎生成为一个高产剧作家,所作无不用心,但有成功也有失利,响炮少而闷炮哑炮多,受到鼓励的同时也不免被冷嘲热讽,但他坚持了下来。据其学生温如华回忆:《血泪清宫》于1980年完成,描写“戊戌变法”之际帝后两党斗争,由学校实验剧团排演,在河北、山东演出时很受欢迎,“后因实验团解散,演员各奔东西,此剧因而销声匿迹”;三年后奎生为之改编《春秋配》,仅保留“捡柴、砸涧”,其余剧情剪裁重编,在长安戏院试演时反响强烈,“正欲投入全剧排练,不巧也是赶上剧院改制,演员乐队重新安排调配,演出计划灰飞烟灭”。艺术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一部戏从案头到场上的环节很多,常会发生意外之事,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而老奎乐此不疲。

在离休后,奎生曾应邀访问加拿大温哥华等地,教授华人社团京剧表演艺术,长达两年,学生渐众,举办专场演出,也吸引了一些欧美裔学员。国家倡导文化“走出去”,奎生不事声张,以一人之力,在北美播撒下京剧的种子。

更精彩的一笔,是他与贡德曼合作编导的《夜莺》。贡德曼是一名热爱京剧艺术的德国留学生,在交谈中吐露把安徒生的同名小说搬上京剧舞台的念头,老奎不仅给以鼓励,且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帮助梳理剧情,斟酌唱词,挑选演员,并亲自执导。无场次京剧《夜莺》由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学生演出,曾四次应邀到德国巡演,取得了较大成功。这也是一部从课堂走上舞台的剧作,是师生合作、中外戏剧家合作的成功范例。这样的走出去才更接地气,更能起到沟通交流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奎生与贡德曼又联手创作了《界碑亭》。此事缘于贡德曼在德累斯顿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巴洛克时期的歌剧《中国女人》,来中国时对老师说起,希望能改编重排,奎生建议设置一个中西方艺术家相会的地方——界碑亭,对情节也作了巨大调整:登场六人各有擅场,载歌载舞,《林冲夜奔》《天女散花》与西方歌剧交相呈演,看似跨界和混搭,实则情景混一,情感交融。这也是一次“推陈出新”,其间有京剧名折《御碑亭》的影子,述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该剧先后在德国和中国演出,参加了中德建交纪念活动,被誉为实现了梅兰芳与布莱希特未竟的艺术交流。

艺术院校的责任

为学生写戏,为学校编撰简便实用的教学剧目,是奎生戏曲创作的出发点。在中国戏曲学院为之举办的研讨会上,他很动感情,表示自己创作的所有剧目皆可称校戏。校戏,有些像校园歌曲,是老奎自拟的一个语词,强调的是编写于校园,讲授排练于课堂,师生合作,教学相长,精雕细刻后奉献给社会。这是他对一生教学和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是艺术院校教书育人的一条路径。

仍以《对花枪》为例,表演系学生郑子茹于1980年首演,自此创造了一个扎大靠、穿厚底、使得一手好枪法的老旦形象。1987年,郑子茹在第一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好获最佳表演奖。2005年,该剧拍成戏曲片,荣获电影百合奖;表演系1987级学生袁慧琴再演《对花枪》,拍摄了我国第一部戏曲数字电影,以108句的抒情唱段令观众迷醉;而表演系2002级学生侯宇在郑子茹指导下排演《对花枪》,该剧又一次红透京沪舞台。

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教习传统戏曲,当然是学院的责任,而更重要的责任当在于艺术的创新和拓展。无创新,则难以守成,更不利于传扬。奎生对京剧艺术浸润很深,又善于思考,勇于变革。继《对花枪》之后,他的《岳云》《界碑亭》都搬上银屏。这是老奎的荣誉,也是学院教师和学生的荣誉,是校戏的荣誉。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杜长胜曾将老奎归结为“三热”:热爱京剧艺术,热爱学校,热心提携有才华的青年人。这也是他不竭的创作动力。

“第二届戏曲微电影奖”制作了一个短片,年逾八十的奎生在练功房指导学生排练《夜奔》,手、眼、身、法、步,真是一丝不苟。课堂上自有艺术理想,课堂上自有严苛法度,课堂上自有无限烟波,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