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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要做“洞见者”

2019-07-08 发表|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贾峰

当大家都在关注当下中国美术批评失语,批评的锋芒日益钝化的时候,我们似乎还忽略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当下很多自媒体出现了大量文章,它们往往脱离美术作品本身,寄寓于古今中外经典的理论概念、术语,借助这些概念、术语阐发冗长而费解的奇思异想。甚至有人专门做过这样的统计,一篇发表于某知名微信公众号的批评文章,共使用中西的、古今的、美学的、画论的词汇两百多个。以笔者观文后浅见,这位作者一定是先罗列出这些词汇,经排列组合,生硬地套用在这篇文本中,唯恐挂一漏万。这种现象不是个案。

长期以来,笔者有这样一种感受:美术批评缺乏文学批评那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与话语空间,美术批评要么过于信赖美术作品的图像,要么过于依赖现有的理论术语,由此致使批评的对象——美术作品和美术家似乎在批评文本中渐行渐远。密集的概念、术语覆盖了批评的文本,而恰恰缺乏对作品背后人文精神、时代风貌的观照。笔者以为,这是美术批评功利化、庸俗化的体现。当利益遮住了批评的锋芒,只剩下赞美的文字,就不会产生对作品准确的价值判断,更不能为大众提升艺术鉴赏能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受众。

批评家不仅要做“美”的“洞见者”,还要做“丑”的“公诉人”。如果通篇都是溢美之词,即使点出不足与缺点,往往也是避重就轻,隔靴搔痒,这将使批评走向庸俗化、功利化,而无法起到引领、修正、评判艺术创作的社会功用。正所谓“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我联想到关于批评家的两个词汇:权威与担当。当一个批评家得到了业界的认可,树立了自己的学术权威,就意味着他要肩负更多的社会担当。敢于担当社会责任,一定是批评家的职业底线,是树立学术权威,更好地引导、纠正美术创作的先决条件。

近些年,很多画家对于批评家的功利之心与厌倦之情几乎是矛盾性地存在。一边是画家渴望自己被批评家关注,成为批评家笔下评论的对象;一边是画家在面对批评文本时,常常显得无所适从,自言自语反问这是在说我或是我的作品吗?

这样的反问,恰是对批评家切入批评视角的一个警醒。面对此状,我们如何实现批评实践对作品细节的关注,避免批评的同一化?又如何实现从单一作品向时代精神、人文关怀的延伸与引导?显然,这是很困难的,这不得不让我们明白,除了批评对象之外,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都是批评所要关注的主要因素。可以说,批评不是孤立的文本,需要批评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跨文化的学术研究能力,需要通过作品形态透视作品背后的本质,然后再回到作品本身,深入浅出地说清楚这究竟是怎样一件作品。即使批评家在面对一件平庸的作品时,也必须要有鲜明的观点,也要做透彻的评析,唯有如此才能发挥美术批评引领美术创作的学术价值和导向作用。

我们应该明晰,美术批评是修正美术创作的一面镜子,也是引领当代美术创作的重要力量,还是后世研究当代美术的珍贵标本。它的问题绝不仅在于选择怎样分量的词汇,或是怎样一个文本的逻辑结构那么简单,如书法家陈振濂所言:“最好的文艺评论是微言大义,从一个具体的作品中引出一个时代的规范或一个时代的指向。”美术批评必须要符合民族艺术创作与发展规律,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更不能受金钱利诱“奉命”批评。批评家要把好批评的“方向盘”,对社会和读者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美术家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