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艺创作存在三组非常重要的关系，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这三组关系是一个时代产生伟大文艺作品的关键交叉点。我们怎么对待这三组关系，意味着文学艺术将走向什么样的高度。

首先，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任何传统都是当时的现代，传统之所以凝结，是因为回应了彼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当时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因此，任何传统都是不可逆转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无数的文化大师们所批评、所批判、所深恶痛绝的阻碍中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那些东西，今天如果重新全盘拿来，作为文化之魂，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我们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我们要警惕盲目的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省的复古主义倾向。中华传统文化一定要放在新的、现代的社会基础上，要在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对人格的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合理转化。例如三从四德在表述上似乎有道德合理性，其压抑个体自由和独立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扬弃。中华文化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知，使其能够与现代化转型步伐相一致。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向后看，可能就不是自信。过去只能支撑我们走向未来，我们一定要面对未来新的考验和挑战。在这方面，无论是“鲁郭茅巴老曹”以及沈从文、张爱玲、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还是王蒙、莫言、路遥、陈忠实、铁凝、刘恒、余华等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艺术传统，都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范例，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和突破。

其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人努力地让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向世界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包括后来我们寻求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切努力都是中国想重新改变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要为世界作贡献，中国要被世界承认，中国要走向世界。“五四”以来的那些大师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熟知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接受过非常系统的西方教育，在中西融合的背景下，他们在学术上、创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莫言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的小说从创作方法到价值观、文化表达，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第五代中国电影导演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影坛刮起中国风，恰恰也是因为他们把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融为一体。因此，我们理解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不是让中国与世界对立，而是要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为世界文明作贡献，为人类共同体作贡献。

最后，现实与未来的关系。这个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中国70年来创造了世界奇迹，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件和人物。文学艺术有义务表达这个时代的进步。但是，如果文学艺术只停留于歌颂一个时代，它一定成不了伟大的艺术。从古到今，任何经典的、伟大的作品一定包含有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期许。文学艺术既要歌颂当前伟大的时代，也要用未来的视角观照现实。现实主义一定包含对现实的某种批判性。关键在于我们用什么态度保持对现实的审视。电影《我不是药神》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揭示现实的困惑和创痛，但最终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一种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世界上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时也都是理性主义的。 《悲惨世界》 《巴黎圣母院》是这样，鲁迅的小说也有“亮色” 。反映现实、超越现实，是积极现实主义的方向。

经过近20年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中国电影每年创作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多，观众的观赏水平越来越高。今年国庆档三部献礼电影创造了接近60个亿的票房，创造了有史以来国庆档最高的票房纪录。这说明，文学艺术如果能够接近老百姓，接近民众中的主流价值观，仍然可以得到市场认可。文学艺术有多种功能，我们希望有更多主流的文学艺术创作积极地参与新时代的伟大变革，成为这个时代的推动力量。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