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就此作了深刻阐述，提出了明确要求。学习领会这些论述和要求，有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决定》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提出来，是一个重大制度创新。这就进一步回答了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必须坚持怎样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逻辑。

从理论与实践逻辑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一理论孕育催生出的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并在之后的长期奋斗中，把它作为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和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党之所以是具有并能长期保持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制度之所以是具有显著优越性的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其中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的党和制度就立不起来，党的先进性、制度的优越性也无从谈起。

从历史与现实逻辑看，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如果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指导思想发生动摇，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旁落了，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我们之所以能够避免“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行稳致远，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讲，主要是因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既面临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具体到思想文化领域，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革，社会文化生态日益复杂，各种社会思潮交织碰撞，在这种局面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筑牢全体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否则，就会陷入思想混乱、一盘散沙，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遇危机。

所谓根本制度者，性质、方向、前途、命运之所系也，须臾不能有丝毫动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既要反对那些无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认为马克思主义无需与中国具体文化实际相结合的教条主义观点，也要反对那些无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主张割断文化根脉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更要反对那些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名，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鼓吹“以儒代马”的复古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相融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进行阐述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这一论断有力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结合、结合有没有基础的问题。

说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有观点认为这是“乱拉郎配”，妄言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不可能实现有机结合。这种观点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及其丰富成果缺乏了解，再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融通之处没有充分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是中国古人对治国理政实践的经验总结，其中的精华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主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一一进行对应和比照，其内在契合、相融相通之处是比较显见的。

除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之外，在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相融通、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特征的朴素的思想因素。这种契合融通之处，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可能，也打下了良好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包括中国历史文化实际即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成果，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既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决定》在概括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时，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列；在“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一章，既要求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要求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这实际上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论断和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制度建设层面的具体细化和落实，从而进一步回答了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

首先是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文化的问题。文化与经济、政治一起构成一定社会的基本领域。正所谓“文事随经济、政教而变化”，文化作为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其性质和发展方向自然要决定于经济、政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服从服务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政治的发展需要。同时，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会反作用于经济、政治，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发展。所以，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当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再具体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中国，我们要发展的文化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源自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史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和滋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此，也便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怎样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该怎样做？概要地讲，就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忠实进行传承和弘扬。何为忠实传承弘扬？具体来讲，关键要求有三点：其一，站在赓续中华文化根脉、维护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充分认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其二，坚持历史地看待、批判地继承，既不全盘否定，又不全盘照搬，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区分清楚精华与糟粕，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有取有舍、有扬有弃。其三，坚持联系实际、有的放矢，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我们正在从事的实践相结合，同我们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联系，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到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真正发挥文以化人、资政育人的作用，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助力和支撑。

总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价值旨归和方向所系，后者是前者的深厚根基和丰富滋养。因此，我们既要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