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当下观众，必须具有当下意识。任何时候，当代意识之有无都是衡量戏曲创作得失的标尺之一。以剧作家为例，从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曲四大家”，到明清时期的汤显祖、孔尚任与洪升，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田汉、吴祖光，改革开放之后的魏明伦、陈亚先等，他们的创作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精神。

戏曲创作的“当下感”与题材无关，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创作都不是戏曲疏离“当下”的理由。任何题材都可以传输“当下”的感受。

所谓“当下感”，首先是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我们认定事物和辨别是非的基本思维或意识。自觉运用现代价值观念，来表现今天和过去的生活，是戏曲创作与表演者面对的考验。我们看到，古代剧作家创作的许多传统戏，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今天依然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而今人创作的有些所谓“现代戏”，却与当下观众、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精神隔膜。

以我自己的一点切身体会为例。近年我参与了几部作品的创作，一部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我在舞蹈文本的创作中强化了英雄人物的个性化和人性化表现，我让英雄回归家庭，回到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世界，有爱作支撑的信仰，成为今天的普通观众接通英雄精神世界的心灵甬道。只有在寻常的情景中，接通普通人的平常之心平凡之情，才能真正形成共鸣，达到感动。

所谓“当下感”，也是一种审美趣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剧场环境、观演关系、审美风尚、艺术趣味。有些曾经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今天可能看上去不那么美了；有些曾经被认为违背传统范式的东西，今天可能恰恰让观众感兴趣、有共鸣。另外，技术的发展也大大丰富了舞台表现的手段，只要用得合适，戏曲没必要拒之门外。

要寻找到审美层面的“当下感”，我们需要换一种眼光审视。这一种“眼光”是距离，是趣味，是现代人自觉的审美选择。正是在这种“眼光”的引导之下，创作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时，我强调了地域的独特风情和时代质感。电影里男主角李侠的社会角色由杂货铺小老板变身为报馆职员，其办公环境具有现代职场隐喻；谍报人员的联络地点变换为具有上海滩旧时风情的手工旗袍店；日常生活的街区更变化为具有浓郁地域烟火气的弄堂深巷，上海风景在剧中得到艺术化呈现……诸如此类的转化，不是说我们比原作高明，而是随着时代演进，曾经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忽然拥有了当下的审美意趣。

我很认同两位作家的戏曲观念，一位是汪曾祺先生，一位是毕飞宇。汪曾祺先生曾指出，“所有的戏曲都应该是现代戏。不论是经过整理加工的传统戏，新编历史题材戏，还是现代题材的戏，都应该具有当代的思想，符合现代的审美观点，用现代的方法创作，使人对当代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毕飞宇认为“一门艺术如果仅仅剩下内行在欣赏，说明这门艺术已经衰落。只有大量外行观众争相欣赏，这门艺术才正当兴盛”。这些观点放在任何剧种身上都适用。

说到“现代戏”，不得不提一句当下很热闹的现实题材创作。我想提醒创作者的是，现实题材并不天然拥有当代意识，新鲜题材外壳下包裹的也可能是陈年旧味。一部戏若不能代表当下观众的选择，就不能真正代表这个时代。

让戏曲创作立足于当下，存活于当下，传播于当下，复兴于当下。这是戏曲创作者的责任，也是新时代的召唤。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