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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关于民间防疫及传统叙事的随想

2020-06-24 发表|来源:文艺报|作者:王锦强
杨柳青年画《盗仙草》
皮影戏《屈原》
端午辟邪五毒图

端午节是一个全民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的节日。端午节在民间被视为“恶日”或“毒日”。源于自然的生存法则和历史积淀的生活经验,人们琢磨出各种招数释放压力,应对这一时节的生存危机,抑制疫患潜涌和病魔搅扰。端午节的许多习俗与防疫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些风俗不仅蕴含着百姓追求理想平安的生活期盼,并且对当今常态化防疫体系建设及推行绿色低碳文明健康节约环保共享的生活方式都有传承价值及启示意义。

古人认为,瘟疫流行,是邪虫、鬼怪和自然界“疠气”作祟。“疠气”与邪气、戾气、瘴气、异气、杂气、毒气等是“一路货色”。疠者指“非正气”之甚,故致呼吸道及消化系统病变。因季春行夏,自然失律,四时不节,阴阳失位,天地间别有异气魅惑,诱发人间滋生疫情。我国南方潮湿闷热,为“疠气”多发地,所以端午节时汇集民间偏方、中医验方以压制疫病发作。

民间认为菖蒲、艾蒿既能驱蚊虫,也可赶走鬼魅。民众在端午节推出了中草药防治疾病的卫生保健民间传统显学,还通过使用各种材质、载体、造型、样式创作出“五毒”(泛指蜈蚣、蝎子、壁虎、蛇、蟾蜍等类虫害)民间艺术主题系列作品以从精神上减缓、对冲或抵消病毒的侵蚀力与破坏力。

香囊包裹“降温”妙药

云南小凉山彝族同胞把农历五月初五作为本民族的采药节。文山州壮族濮侬人根据民间“药食同源”理念制作出一系列美食;这里的瑶族同胞祭祀神农与禾谷父母保苗,感恩神农尝百草救民于病疫苦难的创世伟业,并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马关县的苗族同胞崇拜行医祖先“兜阳”,还周而复始地履行祭祀仪规仪礼,故将端午节命名为“兜阳节”。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也有以此日为采药节,传说这一天采什么草都有疗效。广东潮州居民热衷于去郊外山野采草药,熬凉茶喝,大家认为这些都是祛火除瘟的良方妙药。澳门过去家家门口插菖蒲以避邪。端午节的节令食品粽子,也被称为“角黍”。“角黍”形态则是古人祭祀用品之造物观念的沿袭与发展,其中潜伏着本源的虔诚心灵与不变初衷。

据说端午节佩戴香囊、“五毒”肚兜等物,可以预防各种瘟疫疾病。北方一些地区民间流行在端午节以仿生原理让小孩穿戴“五毒”图案衣帽绣鞋、佩带香包的风俗,以普及防疫知识,培育去邪扶正慧根,点化未成年人敬畏大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善待他人并祈求天地神灵与祖先的长久庇护。

传说甘肃庆阳市的庆城是人文始祖黄帝与华夏中医始祖岐伯论道之地,其论道的最大功绩就是成就了医学巨典《黄帝内经》。庆阳民间一直沿袭着巧女娴妇制做香包、端午节佩戴香包祛邪纳福的传统。现存最古老的香包是在2001年庆阳市华池县出土的被称为“千岁香包”的实物,距今至少也有800多年的历史。《黄帝内经》中记载有医师岐伯曾携一药袋防疫驱瘟、禁蛇毒,开创“熏蒸法”。其草药在这里被称为“香草”,药袋演化为“香包”。唐宋时期,香囊更成为仕女、美人所钟爱的时尚雅物。清代,香包发展成为爱情的信物。用五色丝绒线缠成的庆阳传统香包的填充物,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与铜钱、防虫的雄黄粉,升级为香煞人的民间福宝,“护身符”的意味极浓。屈原在《离骚》里描写的“香草美人”大概也有这种功能性原始语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谕示佩香囊已升格为一种仁人志士高风亮洁的象征物。

中草药让邪祟“吐血”

浙江嵊泗渔民视龙看作江河湖海之王,虎为山林之王,故以为龙虎可镇海山之恶祟,避人间之邪逆,守护家园,以保平安。端午这天清晨,他们用艾草枝叶或布帛编剪成龙形或虎状,即为艾虎、艾龙。这与“青龙降妖,白虎除邪”的民间造物观念如出一辙。山东泰安和胶东还加插桃枝,德州还加挂纸葫芦。葫芦压窗台,财源滚滚来。“葫芦”与“福禄”同音,既是富贵的象征,又寓意儿孙满堂,家宅兴旺。据说桃枝可以避邪,挂葫芦可以纳百邪、消百灾,并在意念空间通神转运。

我国晋代时将五月五日称为“浴兰节”。人们相信兰草及艾蒲的药用价值与避邪功能,并希望通过沐浴的方式达到防疫的目的。欧阳修《渔家傲》:“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叶里黄鹂时一弄。犹瞢忪,等闲惊破纱窗梦。”概括了沐浴净身、洗涤污秽,饮酒驱毒的端午节俗防疫要点。据称雄黄有驱散瘟疫之效,不仅能消毒杀菌,而且“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雄黄不溶于水而溶于酒,故民间服用雄黄酒解毒。广西等地常用柏叶、大风根、艾、蒲、桃叶等煮成中药汤水净身。湖南、浙江等地还有采割葛藤挂于门外的习俗。在福建平和县一带,“午时,则煎蒲艾水,举家洗浴”。农历五月初五,在宁德民间被视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故有“破五”(泼污)之习。家家户户清洗门户,在宅院四周喷洒雄黄酒,午餐还喝雄黄酒祛秽避邪。福建连城县俗有以艾叶、苍术、白芷灯燃烧取烟熏房屋、熏谷仓消毒;有以喷雄黄酒或撒雄黄于床下、墙角杀百虫、杀百毒、辟百邪、祈百福,家家户户张贴黄纸条于厅堂、厨房各处:“五月五日天中节,行病鬼王口吐血”“五月五日送毛娘,毛娘一去不返乡”“五月五日午时书,四海龙王进宝珠”等。湖北武当山下的伍家沟村民在门楣上悬挂大辣子、大蒜、鸡蛋壳,以驱逐端午节的“不速之客”。

陈述上列与中草药防疫相关联的草木、艾虎、虫子等词组,让笔者联系到“棒子老虎鸡虫子”的游戏口令。艺术源于游戏和模仿。在人类的童年时代,游戏和模仿是族群文化链条上的原初意象遗韵和童话叙事遗稿,从中仍可以揣摩和感悟端午节俗遗传之久远和功能语义之绵长。

仙道题材融古铄今

端午文化符号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超稳定性结构熔铸于民众的精神世界。推宕至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关于端午节俗的题材及佳作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弥漫在民间文艺创作与传承空间的端午民俗、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戏曲、说唱、工艺美术等类别的主题作品更是浩如烟海,蔚为大观。陕西凤翔泥塑被当地居民用于求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当地民间艺人胡新明创作的泥彩塑作品“虎娃”,融合了当地育儿送“虎”习俗。“虎娃”纹饰集中了经典的传统文化象征符号,如象征驱毒避邪的花草纹、象征繁衍的眉间鱼纹、象征富贵繁荣的牡丹纹、象征多子多福的石榴纹、象征富贵吉祥的铜钱纹等。天津“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锠格外关注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个体的命运际遇及现实苦旅与羁绊,刻意并特别擅长在民间传统中体现现代精神。他的彩塑作品《断桥》取材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中白素贞与许仙断桥相会的情景。作者活灵活现地刻画了青蛇的刁蛮可爱、白蛇的温柔端庄和许仙的懦弱胆小。

当下,各种戏文《白蛇传》仍在不断翻演。其中的重要桥段如饮雄黄酒、开药材店治病、盗灵芝仙草救人都是端午防疫的文化叙事要素标配。至于《白蛇传》题材的民间故事讲述人及讲述活动就更为广泛和传神了,并且越来越受年轻人的青睐。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镇江市文广旅局2019年以来举办的“白蛇传传说”主题文创大赛,以“白蛇传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民俗节令等为主要创作题材,通过创新的表达方式,寻找历史文脉与今天社会生活的对接点,通过“非遗+文化创意”创新表述方式,激发传统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说到端午节镇宅保平安的神圣叙事,就不能回避民间对神像图符的超自然力量的借势。镇宅神灵谱系及门神家族造像多以武士类威严甚至狰狞面目出现,如神荼、郁垒、赵公明、钟馗、秦琼、尉迟恭以及火神、天师等。

钟馗在民间传说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在地狱里斩除妖邪,遍行天下,且不受阎罗王节制。据传,钟馗为唐时人,因受不公正待遇死于非命而成鬼王。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记载:唐玄宗得重病,御医无能。一天深夜,唐玄宗梦见一大鬼捉住了一牛鼻子小鬼。玄宗噩梦醒来,霍然病愈。于是召见大画家吴道子,命他依圣上所梦绘出“钟馗捉鬼图”,昭告天下,并于端午之时将此画贴在门上,用以镇妖驱邪。此后,关于钟馗捉鬼的信仰在民间大行其道。在后世,钟馗题材一直受到画家尤其是民间画师的青睐。

民间观念认为,钟馗既然能捉鬼,那抵御区区“五毒”自然不在话下了。钟馗就此被认作一切鬼怪的死对头。于是每逢端午节时,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在自家门上张贴钟馗的画像,用以镇宅驱邪。如北京将钟馗作为四合院门神张贴。在江苏,有“跳钟馗”的风俗:乞丐身穿甲胄装成钟馗,沿门跳舞以驱鬼。钟馗斩鬼、钟馗嫁妹的故事与传说也成为民间文艺领域长盛不衰的创作题材。

节日泡在诗歌里过

端午是整个夏季中最重要的节日。作为一种民俗,端午节自两千多年前与屈原结缘,人们又将其称为诗人节。屈原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境界,在汉以后的历代精英心目中,可谓高标回日,风度翩翩,又如阳春白雪,风清月朗。

在归州屈原祠和屈原诞生地乐平里(现屈原村),农历五月初五,乡人云集屈原庙内,设祭坛祭拜屈原。1949年以前,屈氏后裔各族选派代表前来朝祖,端午节那天合族祭祖,续写族谱。2010年开始,屈氏后裔又开始到秭归新县城凤凰山新建的屈原祠祭祀屈原,并成立了屈氏宗亲会组织。同年的中国端午文化节举办期间,秭归县制作了一只长62米的钢质龙舟,创意出于对应传说中屈原的62岁寿长。当代的龙舟赛仍以纪念屈原为主题,保留了祭祀屈原、齐唱《游江号子》招屈原魂归故里的内容,但强化了民族性、竞争力和娱乐色彩。2013年秭归屈原端午文化节设计了在归州镇举行屈原铜像揭幕仪式、在屈原镇屈原村屈原庙举行端午祭祀屈原仪式暨屈原故里端午诗会等活动,并与农家院落包粽子、磨麦面、蒸粑粑、泡制与涂抹雄黄酒,艾水沐浴,花鼓戏表演等内容融为一体,遥相呼应,将祭祀屈原汇集为盛大的民俗活动,增强了节日氛围与凝聚力。关于粽子,在屈原的故里还有一种说法,粽子棱角分明的外形象征着屈原刚直不阿的品格,雪白的糯米好比屈原廉洁清贫的一生,中间的那一颗红枣代表的是屈原对祖国忠贞不渝的心……

屈原故里祭祀屈原最厚道的推崇与景仰诗人的行为艺术与传统禀赋就是民间的写诗吟诗、农民的学诗唱诗。骚坛诗社在屈原村非常活跃。诗社的会员是当地农民,活动场所在屈原庙。他们农闲时聚会,切磋诗艺。农民诗人写的都是格律诗,有的人还专攻骚体诗。每到端午节,这些诗人就到屈原庙组织民间诗会,或吟诗或唱诗,附庸风雅。

骚坛诗社成立已很有些年头了。明朝末期,骚坛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团体,既没有具体的组织章程或明确的艺术主张,也没有具体的牵头人,但“骚坛”作为诗社的一个名称已经确定无疑。清朝的骚坛成员除了一些秭归籍民间诗人外,还有周边县乡的同道或爱好者加盟。他们志同道合,自由组合,吟诗作赋,彼此唱和。明清时节的端午诗会,多在农家或者在屈原庙举行。

新中国成立后,“骚坛”曾一度销声匿迹。1982年5月,乐平里农民诗人谭光沛、杜青山、郝大树、王明德等人牵头结社,恢复“秭归县三闾骚坛诗社”名头。从此,活动再未间断,成员也扩大到60余名,创办并每年出版一期诗刊《骚坛》。诗社也确立了宗旨:怀念屈原,歌颂屈原,弘扬屈原文化和精神。

节日的意义,不仅在于庄严崇高的庆典和仪式,更体现着现实世界中人们共享的一种精神与情感。端午节不仅要避瘟防疫,还要强筋健骨,更重要的是要强本固元,涵养正气。如此,才能在自然节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中调适我们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调适自我的状态与心态。《周易》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屈子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无论征途如何艰险,终究是邪不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