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一位剧场艺术家阿尔托将瘟疫和戏剧做过一次有趣的比较。他认为瘟疫是人类的自我清洗，而戏剧与此类似，是“集体排出脓疮”。人类社会就好像人的肌体一样，需要接受一种“残酷”的考验，排出内在的毒素。剧场便是暴露这种“残酷”的场所。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剧场正是人们与自己的狭隘与偏见作斗争的场所。

时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戏剧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三大戏剧节都取消了。各类演出机构纷纷表示已处于破产边缘。这是剧场从业者的至暗时刻。

从单个的剧团或戏剧从业者而言，疫情的确可能是毁灭性的。一些剧团已经解体，一部分戏剧人已经转行。然而，如果从剧场艺术的整体看，也许，我们过高地估计了疫情对行业打击的严重性。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瘟疫几乎隔年便有，莎士比亚的环球剧场就曾多次因疫情而取消整个演出季。然而，使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艺术真正终结的却并非瘟疫，而是人的狭隘与偏见。1648年，清教徒们下令拆毁剧场，鞭打演员，甚至对戏剧观众罚款5个先令。摧毁剧场的不是病毒，而是人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分裂、怨恨、暴虐与胆怯。

以阿尔托为代表的剧场艺术家们在20世纪为剧场的未来提供了一些基本方案，在今天看来，当剧场艺术在面对电影和电视冲击时，仍然十分有益。

第一是身体性。剧场所直接呈现给观众的是活生生的会呼吸的身体，它不是台词的附庸，而是舞台的中心所在。我们所见的外国经典剧场都在探索身体表现的极限，而在我们的戏曲艺术中，身体同样通过技艺放出自己的光芒来。身体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基础，现代剧场艺术正是探索身体解放的重要途径。

第二是集体性。从古希腊戏剧以来，剧场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共同体。在20世纪60-70年代，欧美掀起了一股“集体剧场”的浪潮。当时很多剧团以艺术家共同体的方式构成，并且呈现出一些鼓励观众参与的作品，比如《天堂此时》《大蛇》《1789》等等。

在电影院，我们无法与银幕交融在一起，但集体剧场却把演出和观众融合为一，在这种现代仪式中，反思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获得一种集体的疗救。在我国各地的民间舞台上，台上台下热闹非凡打成一片的场景更是这一观点的生动实践。

第三是即时性。戏剧是一种即时的艺术，它必须在剧场的瞬间点亮观众。它必须在观众、经典文本、演出呈现三者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对当下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回应。剧场既不是那些僵死的经典的庇护所，也不是那些虚荣的人们装腔作势，消费经典的地方。

技术至上的时代下，剧场艺术无可否认将一直是小众的艺术。但这丝毫不会改变剧场在最大程度上激活观众，影响观众的企图。用我国著名戏剧学家董健先生的话说：“戏剧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对话。”只要人类的精神还在，这些对话就会一直存在下去。技术和瘟疫都不可能摧毁剧场艺术，就像瘟疫从未战胜过人类一样，形式的变迁也从未真正战胜过鲜活的剧场。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有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存在，只要有人类文明的拼搏奋斗精神存在，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在中国人民日新月异奔小康的路途上，让人民充满信心的美好生活的创作富矿存在，剧场不仅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还会焕发出多种新形态。

（作者系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