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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要在评论声中成长

2020-07-30 发表|来源:山西戏剧网|作者:严森林
《喜狗娃烂漫曲》剧组与首都专家合影

创作与评论是戏剧艺术繁荣发展的两个轮子。这两个轮子要确定方向一起转动,相互给力,相互融合,戏剧才能真正行进到一种艺术佳境,最终被观众接受而产生理想的社会效应。

现在搞“戏”的从业者大多明白这个道理。但作为搞剧本文学创作的编剧个体,对于因剧作而产生的评论却有着复杂的心态往往置于暗处不愿多谈。我们说“如果没有好剧本,何言‘戏剧大省’”,这是从甘肃长期的戏剧实践中颖悟到的道理。甘肃的戏剧若要有大的成果,特别在新时期戏曲艺术转型的当下要超越原有的戏剧成果的辉煌,再度在全国形成一种红火的“气候”,最重要的着力点还是在“一剧之本”的剧本环节,关键还是在剧作家本人。

那么,我们的剧作者对因自己作品的创演而伴随的各种各样的评论为何会有复杂的心态呢?这是因为戏剧创作与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有所不同。小说等文学创作主要是作者本人与出版编辑之间的“磨合”,戏剧创作则涉及的层次面就有很多,从平面的文字到立在舞台上演出,要过几道“关口”,诸如上演单位(剧团)、导演和音乐创作者、文化主管部门,市级的省级的有关领导,他们各有各“把关”的责任;都同意了,才可能完成一部作品的上演和上报(参加某项赛事及全省乃至全国性评奖活动);剧本“成活”的周期挺长,商议、研讨、评论或“闲言碎语”甚或以前出现“上纲上线”的批评则往往伴随剧本排演的始终。剧作者或有所体验经历的剧作家就需要认识和理解评论的多发性和其存在之对于剧本最终成功的重要意义。

上一台戏剧作品不容易,甚至要“出五关斩六将”方可“走得远”。我理解这是因为剧本创作本身难,戏剧又是文艺的“重型武器”,演出具有直观性,涉及到人心人性与价值观问题,舞台剧在城乡的观众又非常广阔,社会反响大且持久,有的戏演几十年或一二百年,甚至更长(如《牡丹亭》等)这种被评说的时空就更多更长。所以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戏剧作品的创作、排演,诚然有的剧作没演上两三场就止步了,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多的评论。因此,剧作者不要把“座谈”“过关”当成包袱而借故躲避,而应该将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当成一种“再创作”,从中得到历练,提高自己的辨识、开掘、审美与写作才干。

我接触到有的年轻编剧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就不再继续参加了,听到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心里很不好受,有意见也不愿解释;有的本子刚出来就被“枪毙了”,从此就放弃了剧本创作。现在我们的创作环境好多了,创作也很自由,剧本研讨气氛很和谐,一是一,二是二,既不“捧杀”也不“棒杀”。许多专家学者多从大局考虑问题,包括对基层剧团现状的同情,设身处地从剧作者和剧团的实际困难考虑问题,对剧本多注意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提出修改的建议,抵排了以前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良倾向,让评论健康发展,促进院团戏剧繁荣发展。

实际上,对剧本的评论层次虽多,但无外乎是对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两个方面提出看法。对剧团和导表演及作曲方面出现的评议多是具体技术性的,如人物形象塑造和台词唱词的修改意见等;而对上一级或更上一级专家学者和领导的评论则要悉心研究,更应认真“消化”条分理析,合理合情地吸纳修改;剧作者要有“抗击打”的承受能力,更要有新产生的创作灵感、激情与技术能力。

白银市有位名叫张慧源的业余作者,是粮食部门的公务员却热心为故乡渭源县的剧团公司写剧本,自2015年推出大戏新创剧本《渭水医魂》后,年年为该团写本子,常常参加剧本研讨会,至今年已经上演了5部剧作,最近又推出既是普法又是扶贫的秦腔现代戏《三喜临门》。他说他从来不会写戏,“都是赶鸭子上架”,听取各种各样的评论、指导才学会写剧本,才明白自己选题写戏的长处与短处。因此,我们的剧作者要向张慧源学习,鼓足勇气,坚持剧本创作,要学会在评论声中“磨出”自己的创作智慧,在今天写出更多更优秀的新时代戏剧作品。

写剧本的人在有一定实践和理论积累之后也应该学习写戏剧评论,换一个视角、换一个方式生活更有一种新鲜感、成就感。常“被审判”的编剧再转过身来批评别人的本子,是别有一番情态的;这样,对自己文化质素的升华和对我们现实的戏剧生活、演出生态会理解得更为透彻,这就叫“悟戏”。不论是整体还是个体,两个“轮子”一起转,不停顿地一致向前,抑或会“左右逢源”,这会对我们的剧本与戏剧创作更为有益。而评论的水准越高,对一个作者、一个剧团和一个地方的戏剧事业乃至广大观众审美情致与格调的提升则会越深刻、越丰富、越有意趣。

1989年1月,拙作《喜狗娃烂漫曲》在《当代戏剧》刊物以头题的位置发表,很幸运地被兰州市秦剧团以眉户剧的样式推上舞台演出。这一创作演出同样遇到各种各样的评说。这是个改革初期最新创作的现代戏,说的是主人公田文化(小名“喜狗娃”)在村里率先勤劳致富成为“万元户”,因妻子王秀秀没生个儿子,为了承继自己的家业,经常外出的喜狗娃暗中与南方来打工的女子“借腹生子”。戏,是从他抱的电视箱里面有个婴儿开场的,告知秀秀“这娃是捡来的”,望“行个善心”。善良正直的秀秀日后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便拷问喜狗娃,“你说不说实话?你不说,我就把这娃扔到水渠里去!”田文化当场下跪了,只好说出实情。家庭冲突骤起,遂将喜狗娃撵出门去。因喜狗娃是村里第一个致富的青年人,被秀秀撵出门他又去省城打工赚钱为村里修路建校舍,后来在老队长的苦苦劝和下,喜狗娃回到了村里。

就这样的戏剧故事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上演叫好的、叫坏的声浪四起。我自信的是写活了农村“小人物万元户”的心态,剧中设计了送子娘娘和土地爷的戏,神人同台演出,算是现代戏创作一个显著的突破与创新。后来这方面的探索得到当时刘万仁、程士荣和金行健先生的热心关注与支持。行家高手的评论就更显水平与力度。

次年,应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喜狗娃烂漫曲》晋京演出,上了央视《新闻联播》28秒钟的演出画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在京召开《喜》剧座谈会。遂后在《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当代戏剧》等报刊发表了许多篇剧评,很有影响力。

这里权且借用首都专家三篇评论作以简介。一篇是苏国荣的《象征的改革开放之花》,苏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苏轼第32代孙,他认为“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它象征着开放的年代给我们古老的民族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也带来了混乱和不协调,预示着我们的社会正从无序走向有序,酝酿着新时期飞跃的裂变”。剧中的“私生子,实际上是两种文化(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的西方文化)孕育出的怪胎”;该剧“整体色彩是象征主义的,但也有明显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成分”,“这是继承和恢复了我国古典戏曲创作方法不定一尊的开放意识,是对近四十年来戏曲创作方法单一化、贫乏化的突破。也许,《喜》剧的主要成就正在于此”。

另一篇是博士生导师章诒和先生(《中国戏曲》《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的《喜狗娃: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她认为“全剧正是以‘借腹生子’为基本情节的,也正是这个荒诞情节,蕴涵着巨大的生活真实和深刻的社会思想”;“田文化在婚姻家庭和节制生育两个方面犯的双重错误,并非是他品质堕落、作风恶劣的问题,甚至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思想愚昧。应该说这是小农文化特征在一个农民身上的必然反映”;“《喜》剧是农村现实的见证和文化危机的征兆:它以戏剧形态强烈呼唤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到来”。

还有一篇评论是戏曲文学室主任、研究员吴毓华先生的《一部内蕴深藏的佳作》,他重点指出:“剧作者正是固守着道德评判,并在道德评判的基础上,表现出超乎于道德评判之上的更为宏大的社会责任感”;“喜狗娃从子嗣宗法观念中挣脱出来,在振兴家乡经济中的重新奋起,表现出主人公对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新的认识,从个人家庭的局限中奋进到壮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来,这是体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道德价值观,这就是《喜狗娃烂漫曲》的深邃意蕴和哲理所在……”

将近30年前的评论文字在今天读来还是那样的精到恳切声声入耳。他们的评戏也涉及到导演、表演及舞台呈现的出新,但受益最大的仍然是剧作者,我很幸运。其实,写好剧评也并非易事,当年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发表在大报刊上的评论本身就带有鲜明导向性。他们敏锐的洞察思辨力、渊博的学养质素与肯切的批评匡正必然使创作者在生动多彩的戏剧生活冲突中又一次深入地进行了疏瀹心灵澡雪精神的审美体验,构成一种“生命涅槃”,使剧作者从思想到艺术更加逼近完整的精神情感的戏剧世界,同时也昭示着时代的多彩、生活的雄厚、戏剧的本真、艺术的高贵和剧作者的尊严与使命感。

可见,多少正面、反面、口头和文字的评论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它是剧作家成长、成熟必须要经历的重要基石,当然也是更多的观众认识戏剧、提升观剧“免疫力”所能产生审美悦愉的精神体验。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