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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2021-07-01 发表|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张炯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联系。它一成立就重视文艺工作,重视文艺的领导权,重视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致力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我国文艺战线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当我们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前景,我们应该坚信,我国文艺将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从一个高峰攀向另一个高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国文艺界回顾和学习党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和经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中国化”,就是要考虑到我国文艺的特点,更多结合和总结我国新文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现象、新经验。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世界文学艺术的重要构成部分;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更是世界史上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文艺。正确继承我国传统文论的有科学价值的成果,深入研究和总结我国文艺、尤其是百年新文艺以来的实践经验,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列宁有篇文章曾讲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他说,三个来源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最重要贡献而言,当然在于他们所建立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哲学、以《资本论》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问题也有过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应看到他们把文艺理论建构在辩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并将文艺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联系,也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德国的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美学思想有所批判和继承,对德国和法国启蒙思想家莱辛、狄德罗的美学思想,对古希腊、古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美学思想也都有批判和继承。他们本人还十分爱好文学,读过许多作家的作品,甚至还写过诗歌,对文艺实践深有了解。他们的论述涵盖文艺本质论、文艺创作论、文艺功能论、文艺生态论、文艺发展论、文艺批评论等方面,对文艺是什么,有什么社会功用,它的创作过程和作品构成的规律,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的生态关系,它在历史发展中与经济既平衡又不平衡的规律,它的批评标准和原则等,都有真知灼见,内容相当丰富。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联系。它一成立就重视文艺工作,重视文艺的领导权,重视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致力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的领导和努力下,我国才掀起“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当年胡适受陈独秀约请,在《新青年》 (原名《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要改良的“八事”,多是指文学的语言与形式。而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揭明三大主义,即“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它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表现对象和阅读对象,都提出明确的革新号召。这才真正掀起了文学革命的浪潮。其时,李大钊更热诚地在《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二十年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他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他还特别指出,“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当时许多共产党人如邓中夏、恽代英、茅盾、沈泽民、郭沫若等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过文章推动和促进“革命文学”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崛起以及苏区群众革命文艺的发展。萧楚女的《艺术与生活》一文,强调“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主张诗人应是革命家,应深入工人农民的生活。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理论主张中,茅盾编译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具有重要的意义。文中不但用阶级论的观点分析了欧洲文学史,包括对当时苏联的重要作家提出评价,还对无产阶级艺术做了界定,对文艺创作的过程和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做了阐明。彼时尽管北洋军阀和打着“北伐”旗号的蒋介石集团都肆意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作家,但仍然无法遏制革命文学和左翼文艺的迅猛发展。其时先后担任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瞿秋白、张闻天等也从中国的文艺实践出发,发表有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的著作。瞿秋白不仅曾在苏维埃俄国进行过四年多的考察,会见过卢那察尔斯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还聆听过列宁、托洛斯基的讲演。1933年4月他署名“静华”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发表,在我国第一次通过对巴尔扎克创作的分析,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典型的理论。他关于大众文艺的多篇论文更相当深刻地论述了大众文艺问题并强烈呼吁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建立对文化、特别是大众文艺的领导权。他还主张革命的大众文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题材,在探索新形式的同时也可以利用传统的形式去表现新的内容。被瞿秋白称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鲁迅,更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做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文艺观从过去的无用之用论,进到社会功利论、阶级功利论,其中贯穿了文艺的人民大众属性的观念;他对文学的劳动起源论,对艺术属于人民,应该走向人民,对文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对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对文艺的欣赏和批评等问题,都阐述了正确的见解。所以周扬在延安时期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就编入了鲁迅结合中国文艺实践的文论。而三十年代活跃于我国文坛的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在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当然,从三十年代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大多都对文艺问题发表过论述,其中影响最大,论述最系统的首是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对我国古典文学十分熟悉,有深厚的修养。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更对文艺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不仅系统地读过《鲁迅全集》,还找过胡乔木、周扬、何其芳、丁玲、艾青、欧阳山等许多作家谈过话,也找萧军谈过不止一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著作,不但指明人民文艺的历史方向,首次将文艺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视为文艺的根本问题,并深入地辩证地论述了文艺与现实、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继承与创新、文艺的提高与普及、文艺中的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文艺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文艺批评的标准及其与创作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它总结了“五四”以来我国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回应了那时文艺界争论的诸种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密切结合,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其影响及于国内外。毛泽东文艺思想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上即被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后来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情况新需求,又先后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这都是反映文艺本质与发展规律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文艺思想曾受到国际上众多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作家的赞赏。连当今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他的《二十世纪文艺理论》一书中还特辟专门章节来论述毛泽东文艺思想,可见其国际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经历了初期的文艺繁荣,无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都产生了一批被后人称为“红色经典”之作。传统戏曲的改造也成绩斐然。1958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座谈会上,便根据中央精神提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号召。五六十年代之交,他还召集我国文艺理论家讨论制订“文艺八条”和“文艺十条”,进一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经验,以贯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的结合。他受命领导高校文科教材建设时,更要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等书的编撰应致力“中国化”,努力反映文艺的本质和规律。可惜,这一过程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它给国家的各方面,包括文艺都带来严重损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党中央领导核心继承和坚持毛泽东的系列正确的文艺思想,并根据新的文艺实践,提出文艺必须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邓小平在文艺理论的拨乱反正方面作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重要讲话,不但完整地准确地继承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华,而且以极大的理论魄力,纠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指出实践证明这种提法“利少害多”,主张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来代替旧提法。他号召文艺家“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他还指出: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他号召文艺家从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他同时又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新时期我国文艺家创作的自由和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开拓,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党的十八大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其他多次讲话以对于文艺问题的丰富了解,旁征博引,再次肯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内容,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新发展的经验,回应了新时期文艺界争论的系列问题,阐明文艺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论述了文艺家应该深入人民生活,表现人民的心声与愿望,塑造人民的英雄形象,成为推进时代进步的号角,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我国文艺美学的优良传统,精益求精,致力于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攀登文艺高峰。他还告诫文艺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避免浮躁和粗制滥造,避免一味追求市场的金钱效益,应将文艺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在国内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受到文艺界的广泛拥护。在它指引下,我国文艺已迎来空前繁荣的新时代。

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也曾为传播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了许多工作。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文艺与美学的论著也出版过多种版本,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论述文艺的著作以及许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文艺学著作。

在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文艺观点相碰撞,包括与一味主张自我表现的现代主义以及否定事物相互联系并具有客观规律性的所谓“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文艺观点相扦格,并在与他们的论争中获得自己的发展。唯心论者总否定文艺的源泉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机械唯物论者又往往将文艺视为现实生活的银版照相。它们都不能正确认识文艺创作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文艺作品是客体经过主体再创造的产物,其中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体现了创造主体的想象和幻想,体现了主体审美概括的理想性。如毛泽东所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机械唯物论者往往无视文艺创作中主体的创造性,而唯心论者则完全把文艺创作归结为主体创造而否定客体的作用,否定客体的可认识性。

我们也常常跟唯艺术论者发生冲突。他们只强调文艺作品的审美性而否定文艺作品的多种社会功能,包括它的认识功能、道德功能,乃至政治功能。他们主张文艺脱离政治、远离政治,殊不知政治乃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因而只要生活于一定经济体系中,人就难免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观点、理想和情感。脱离政治者,貌似中立,其实体现的正是一种政治立场和思想。我们不应要求一切文艺作品都有政治内容和倾向,都为政治服务,提倡作品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但同时又应承认历史上有很多作品都为政治服务并产生过伟大作用于政治。而文艺家如邓小平所述,也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今天,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只要有利于人民健康审美需求的文艺作品,就属于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范围。

文学是人学。在文艺表现人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抽象人性论者也有分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类在历史进化过程中,人性也不断在升华,在丰富,而且在阶级社会必有阶级性,存在不同的民族也必有民族性,人性总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不存在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文艺描写的总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阶级或阶层中的人,是他们的具体的人性,而非什么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一个脱离人类社会而在狼群中长大的“狼人”自不可能有人性。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也所以,毛泽东说,有些人“所谓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不是有的教授就把张思德等共产党员、英雄人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视为“反人性”吗?!文艺不但要描写人性,还要升华人性,以理想之光去辨别人性的善恶美丑,促进人性的进步。这样才能实现铸造民族优美崇高灵魂的历史使命。

理论来自实践的升华,反映客观规律的正确的理论更能指导实践。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伟大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曾有过曲折,有过认识的偏差,犯过“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包括上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中国共产党能够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遵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把实践看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领域同样如此。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总能使文艺理论日益反映文艺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更好地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指引文艺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今天,当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产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从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现代化,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也日益强化。我国文艺战线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当我们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前景,我们应该坚信,我国文艺将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从一个高峰攀向另一个高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