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各界对文艺评论（或文艺批评）提出更多要求和更高期待的当前，怎样做文艺评论，才能发挥其在当前公共文化艺术生活中的特定作用，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

从事文艺评论，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过去，最基本的或起码的一点要求在于，它应当是对文艺作品或相关文艺现象的一种艺术发现。文艺评论必须面对文艺作品或相关文艺现象而发言，不能在空缺这个基本的“史实”或“事实”依据时单纯按照某种居高临下的观念发议论，那样就不能叫作文艺评论了。没有文艺作品的文艺评论，无异于言之无物或无的放矢之论。丧失文艺作品或相关文艺现象这个“物”或“的”，也就几乎等于丧失文艺评论本身了。更重要的是，文艺评论在面对文艺作品或相关文艺现象时，应当体现出评论者的艺术发现。文艺评论家的艺术发现，意味着从文艺家创作的作品艺术语言系统和艺术形象系统中挖掘和阐发出蕴藏于其中的新颖的人生真理蕴藉，从而是对文艺作品的创造性的一种新的二度创造。这种艺术发现固然可能属于依托艺术家的艺术发现而进行的一种二度创造，但同样也可能意味着文艺评论家自己的一种独立新发现。因为，正如“形象大于思想”所表述的那样，文艺作品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系统中诚然可能蕴含着意义，但这种意义常常并不直接以理性方式呈现，而是融化于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系统中，等待或召唤来自观众或评论家的知音般发现和击赏；或者并不一定被文艺家本人理性地觉察到而又确实存在于他创造的意味深长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系统中，或者被他有意识地掩映在作品艺术形象系统中，都有待于观众和评论家去唤醒。这就需要文艺评论家发挥自己的艺术发现能力去加以透视。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有关杜甫诗句“碧瓦初寒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语词与意义间关系的解释，就体现出细致而深刻的艺术发现：一旦联系诗人的生活“境会”或“情景”细想，就能“默会想象”到它的独特而深厚的意义。可以说，文艺评论家的所有思想表达或诗歌理论建树，假如不是建立在这种对于作品意义的艺术发现基础上而只是空发议论，那就缺乏充足的依据，也就不会是真正有见识的文艺评论了。

进一步说，文艺评论家的这种艺术发现，还应当具有独具只眼的特点或水平。独具只眼，是说文艺评论家应当具备独到的眼光和独特见地，从作品中提取出独特的人生真理的光芒。这是要求文艺评论家的艺术发现有着独一无二的真理洞察力。也就是说，这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发现会把文艺作品中蕴藏的人生真理有力地阐释出来，唤起社会公众的共同关注。叶燮对杜甫的“千古诗人”地位的评论以及对苏轼诗歌在诗境上“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盛极矣” 的阐发，至今也仍然具有独特价值。宋代罗大经关于杜甫《登高》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联诗句的“八意”之说，到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精准性和深刻性，为人们揭示该联诗句的兴味蕴藉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真正有力的文艺评论还应该传达出文化关怀，也就是评论者通过文艺作品而对社会人生意义系统表达自己的独特思虑、评价或期待等态度。孔子评论《诗经》的《关雎》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还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诗学阐发，借助这些《诗经》评论而传达出他的以“克己复礼”为核心的恢复周代礼仪制度意义深远的文化规划或文化关怀。这样的文化关怀早已成为儒家诗学或评论的传承久远而富于影响力的传统。宋代朱熹就据此而推衍出自己的以“涵泳”和“兴”等为代表的诗学理论及文学评论，其重心在于让读者领悟其中寄寓的文化关怀意味。当代文艺评论家更应当在评论中倾注自己的当代文化关怀。

不仅如此，文艺评论还应该借助文艺作品评论表达出时代的社会正义呼声，也就是特定时代有关社会公平、公正、正义等的良知。司马迁通过对左丘明、屈原等名人及其名著的个体发生的研究而提出“愤而著书”之说，韩愈倡导“不平则鸣”，柳宗元标举“文以明道”，苏东坡倡导“有为而作”，李贽主张“童心”等，这些古代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在自己的文艺评论中寄寓深切的社会正义呼声。可以说，把社会正义呼声通过文艺作品评论而婉转地传达出来，早已成为文艺评论家的一种传统。

如果要问文艺评论的文章或著作中最要紧的是表达什么，无疑应当是批评个性。批评个性是评论者的独特人格风范在其评论文字中的独具魅力的闪光。李健吾指出：“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要求从评论文字中见出拥有独特个性的“自我”的价值。李长之则强调文艺评论家的批评个性要更多地体现为独特的“批评精神”：“我觉得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在‘批评精神’”。而“批评精神”的要义就在于“不盲从”，也就是绝不盲目相信或跟从非理性、非科学的观念或时尚流，务必坚守正确的或正义的信念。“伟大的批评家的精神，在不盲从。他何以不盲从？这是学识帮助他，勇气支持他，并且那为真理，为理性，为正义的种种责任主宰他，逼迫他。” 批评个性堪称评论家或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在其批评文字中的结晶体及其闪光，文艺评论要紧的就是以独立批评个性的姿态而传达出与众不同的人生真理洞见。

文艺评论者之所以会如此投入地追求如上几方面，目的并不在于自说自话、标新立异或顾影自怜，而在于把文艺作品中可能潜藏的人生真理蕴藉或可能包孕的人生真理萌芽，敏锐地阐发出来，与社会观众分享；进而再缝合到已有文化传统的链条之中，使之成为其中的新生成分而传递给当代人及后人。由此可以说，文艺评论者应当自觉地成为艺术世界通向观众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公正使者或桥梁。这也正是文艺评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或社会义务之所在。文艺评论者要充当这样的使者，就当代而言，特别需要具备一颗艺术公心。他可能有时难免有所偏爱或偏心，因为文化关怀、社会正义及批评个性等使然，但毕竟不能简单地走向偏颇或偏废，而是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当前艺术公共领域应有的社会公平、公正、正直、良善、友爱之心灵。鲁迅指出：“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 鲁迅明确倡导批评家置身于以真善美为代表的艺术公正之“圈”。照此要求和期待，当代文艺评论者需要熔铸成以自觉的真善美追求为代表的艺术公心，如此才可能与被评论对象即艺术品或其“饭圈”保持必要的距离，发出公正持平的评价，从而有可能在文艺家与观众之间、在不同观众群或相互对峙的“饭圈”之间以及在当前文艺作品与文化传统之间，架设起一座相互平等对话和沟通的公正桥梁。文艺评论者有时诚然可能会遭遇一度被误解的命运，但历史老人终归会还他以应有的艺术史公正地位。

我所理解和期待的文艺评论，应当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不限于此），在对艺术品的独具只眼的艺术发现中传递时代赋予的文化关怀和社会正义等使命，表达批评个性，自觉地成为艺术世界通向观众和传统的公正使者。这些意思，说起来似不难，做起来实不易，不过事在人为，如果都能自觉向其靠拢，或许就会形成新的文艺评论合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