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艺界的一些不良现象乃至乱象，最近常常想起鲁迅的言论。

1935年5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题为《“文人相轻”》的杂文，对文艺界混淆是非、不辨黑白的现象进行犀利批评，在文末提出，做文艺批评“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

我以为，鲁迅提出的这两条是做好文艺批评必须守住的底线原则。

首先，做文艺批评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文艺是与人心有关的事业，尤其需要是非心，容不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容不得和稀泥，更容不得指鹿为马、以丑为美。我们的文艺界之所以出现一些乱象，原因很多，比如资本的操控——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资本强大的操控力，但与我们的文艺评论也有一定关系。那些糟糕的作品之所以到处传播，产生不良影响，离不开我们的一些评论者吹喇叭、抬轿子，而这些评论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种种原因，放弃了是非标准、价值判断。而放弃了是非标准、价值判断，就等于放弃了文艺批评的底线原则。这种突破了底线原则的文艺评论，对文艺的严重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做文艺批评一定得有热烈的好恶。这讲的是态度问题。用鲁迅在另一篇杂文中的话来讲就是，“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抱紧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是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想一想鲁迅的话，我们真应该觉得汗颜。我们的评论者是太“随和”了，我们海量的评论文章中有“热烈的好恶”的文字太少了。我们不仅很少对自己所是、所爱的作品发出热烈的赞美，更极少对自己所非、所憎的文字发出理性而又毫不妥协的反对与批评。在这个方面，鲁迅还是我们的楷模，他的杂文就是为了表达“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杂文才是“战斗的文学”，才产生了“行动的美学”，我们才能在里面体味到人间的至爱和至恨，体验到火的热烈，冰的寒冷，自然也经常体验到春风一般的温暖。还是以“文人相轻”这个话题为例，在一般人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鲁迅为此却断断续续写了“七论”，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没有“热烈的好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再次，做文艺批评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关于这个问题，鲁迅也有明白的说法。他在《我们要批评家》中强调，为了推动左翼文艺发展，需要“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所说的“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在批评理论很多、方法很多，这些理论、方法如果运用得当，都有益于文艺发展。但在我看来，要想推动中国当前文艺健康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将文艺置于社会整体结构中观察，因而最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仅能够对文艺作品做出美学价值判断，也能够对文艺作品做出社会价值判断。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一点点儿的金子“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成为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的诗句来分析货币的力量，指出货币的力量有多大，货币占有者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而“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如果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顶流艺人身上闪烁的不过是资本的光芒，或者说，使这些人成为顶流的，是资本的力量。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的文艺批评就不至于过于肤浅，甚至能够追根溯源，挖出这些看似闪亮的形象下面藏着的小，乃至丑与恶来，使受众不上当受骗，或者尽量少上当受骗，也为文艺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科学的方法，是统一的有机体。如果没有明确的是非，就难有热烈的好恶；没有热烈的好恶，就很难坚持明确的是非；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更需要科学的方法熔炼、提升。

相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学习、发扬鲁迅的批评精神，我们的文艺批评一定会好起来，形成良好的风气，那我们的文艺也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