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听到《我的祖国》这首抒情、优美的歌曲，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近几十年来所创作的文艺作品，有几部能经受住时间的淘洗而成为传世经典？其整体艺术水平能否超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歌曲而言，有几支能够和《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我们荡起双桨》《敖包相会》《娘子军连歌》等媲美？就歌剧而言，有几部能超越《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作品？就绘画中的红色题材而言，有几幅能赶上《开国大典》和《毛主席去安源》？至于戏曲剧目，仅以古代题材的剧目来衡量，能有几部达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春草闯堂》《女驸马》等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水平？诗歌、小说、电影等艺术形式莫不如此。正因为“新”不如“旧”，才使得“老歌老唱”“老戏老演”成了当前艺术表现的一种不正常的“常态”。

按理说，当今应该创作出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好的艺术作品，因为我们处在价值观念、生产关系、经济方式、生活样式等方面急剧变化的时代，而这变化会给文艺界提供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因为强大了的国家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开放的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创作经验；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文艺创作人员衣食无忧，可以心无旁骛地潜心创作。可我们呢，却没有向这个时代、向为我们提供创作条件的人民献上更多精品佳作。

许多人将原因归结到客观环境上，但今天的创作难道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更多的掣肘？近几十年，难道谁曾经历过所创作的真正反映时代精神、摹写民众生活、扣动人们心弦、让百姓心灵产生共鸣的作品由于受某个政策的禁锢而被扼杀？这样发问，并不是说我们的文艺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而是说创作成就不大的主要原因还应该从主观上去查找。

要创作出精品力作和“高峰”性的艺术作品，需要我们的创作者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要有对民族、对时代、对未来的高度责任心。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创作者提出了要求：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富民、社会和谐、人民文明的伟大梦想的征程中，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应该具有提升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昭示美好前景、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要起到这样的作用，艺术家本身应该是富有理想、道德高尚、胸襟宽广、公而忘私之人。然而，现在许多艺术家却带着一种投机的心理来选择题材。抗战胜利70周年快到了，便选择抗战的题材；脱贫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候了，则写一个干部如何扶贫的故事；倘若是为某个地方创作作品，便拼命地从该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中挖掘好人好事，还美其名曰打造“地方名片”；甚至某个领导说了一件事，赞扬了一个人，也会依此而创作。这些题材是否为自己所熟悉，是否适合某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是否反映大众的心声，是否表现时代的精神等，是不多考虑的。只要能获得国家或省市级“艺术资金”的资助，只要能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专项拨款，只要能搬上舞台或荧屏、银幕，其他的都不用管。在这些人的心里，哪里有民族的大义，哪里有艺术家的责任？眼里看到的只有名和利。

二是要有正确的艺术观。艺术观就是创作的指导思想，只有指导思想正确，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如果指导思想是错误的，艺术方法和技巧再别致、再娴熟，也不会做出好的作品来。那么，正确的艺术观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等一再倡导的“人民性”，它是艺术观中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所谓人民性，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人民的生活，抒发人民的情感，表达人民的欲望甚至痛苦。“人民”的概念当然是较为宽泛的，但是，其主体还是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的市民，我们应该多以他们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努力塑造出他们真实、鲜活的形象。

“人民性”在正确的艺术观中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如“民族性”也极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对它的解读却大不一致。有人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有的持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只有世界的、人类的，才是民族的。笔者以为，只要你颂扬的是善良、仁爱、忠诚、友谊、宽厚等人类共同秉持的美好品质，而不管你描写的是什么民族、什么地域、什么时候发生的故事，都会受到本民族观众的欣赏，也会受到其他民族的赞美。

三是要沉到生活中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许多作品之所以不为人们所接受，主要的原因是“不像”。不要说“神似”，就是“形似”也达不到。人的形象不真实，故事情节不真实，情感不真实，社会风貌不真实，时代的精神更不真实。因为虚假，所创作的许多歌曲，不要说大家跟着学唱，听了都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所上演的许多舞台剧、电视剧或电影，情节漏洞百出，连人物讲出来的话都不像是“人话”。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不了解生活，许多故事与人物是作者独自坐在书房里，或三五人坐在咖啡厅里，凭空臆造出来的。为什么现在的文艺作品改编的多，原创的少呢？因为对生活实在不熟悉，连杜撰的本领也没有，只好用现存的“饭”，他“炒”一下，你“炒”一下。正如上文所说，现在的社会不缺故事，不缺人物，缺的是寻找故事与人物的眼睛，缺的是沉到底层社会、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态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何能产生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原因之一是作家、艺术家脱下西装、放下架子，真诚地到村子里做农民，到厂矿里做工人，到兵营里做战士，到商店里站柜台，一年、两年，他们完全融入百姓的生活，自己也成了百姓中的一员。

当然，表现内容的艺术手法、艺术技巧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表现什么”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根基性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创作才会走上健康的道路，才能创作出大量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经受住时代考验的经典之作。

（本文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戏曲史（上海卷）”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