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艺评论愈发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繁荣的背后仍然存在“谁写谁看，写谁谁看”，创作者不买账、读者不认可的尴尬境况。笔者认为，文艺评论只有接地气才能聚人气，而接地气就是要接通与文艺作品、与语言文字、与创作心态上的在地之气。

接通文艺作品的在地之气就是要紧贴作品、深入实践。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作品与接受者进行对话的中介，通过它把好的作品推介给观众，让不完善的作品得到改进，从而引领观众的审美能力，提升整个社会的审美风气。可以说，文艺作品是批评者须臾不可离开的土壤，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看到不少文艺评论处在一种悬浮状态，没有紧紧依附作品说话，而是评论与作品两层皮，这种自说自话在读者看来必然会成为无机而缥缈的不知所云。首先要深入到作品内部，把其内部肌理搞清楚，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言之有物、掷地有声。诗人欧阳江河在《毕加索画牛》一诗中，非常含蓄巧妙地阐释了创作伦理与批评伦理之间的对立关系。“‘少’，批评家问，‘能变成多吗？’‘一点不错。’毕加索回答说。批评家等着看画家的多。但那牛每天看上去都更加稀少。……批评家感到迷惑。”艺术家是追求本质的，他要将血肉丰满的牛最终删繁就简成几根线条。而对于批评家来说，他要把艺术家的留白用自己的理解填充起来。艺术家是不着一字尽风流，批评家是把艺术家尽得的风流讲清楚。所以，艺术创作与文艺批评之间正好是一对相悖的过程，前者损之又损，后者益之又益。饶有趣味的是，诗的最后写道：“第二天老板的妻子带着毕生积蓄来买毕加索画的牛，但她看到的只有几根简单的线条，‘牛在哪儿呢？’她感到受了冒犯。”感到受“冒犯”的原因来自接受者自身的局限，这就需要批评者在艺术家和接受者之间扮演重要角色，把艺术家让渡出的空间和意义给填充起来，展示给接受者。这种“填充”的过程就是批评者深入作品、细读作品进行挖掘的实践过程，对作品深入得越透，挖到的东西才越深刻、精准。

打通语言文字的在地之气就是要平实自然。语言平实是文艺评论接地气的最直接表现。然而，很多批评者似乎欠缺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再用简洁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的能力，动不动就跑到高深、抽象的理论上去，试图用学理上的细织密缝来掩饰观点和内容上的欠缺，这其实是大部分学院派的通病。直白并不等于苍白，这需要很深的造诣。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飚说过，在牛津，写作和聊天如果用大词，会被认为是一件粗俗的没有品位的事。他们认为最高层次的学术其实是说大白话，有水平的人应该用很小的词讲很深刻的道理。《伟大的电影》一书被全世界影迷奉为“圣经”，作者罗杰·伊伯特成为第一位因写影评获普利策艺术评论奖的人。翻开他的每一篇影评，平实自然、直接又充满力量的话语扑面而来。罗杰·伊伯特在读者面前没有丝毫的卖弄，就像一位资深的影迷跟我们谈论着他所深爱的那些影片的林林总总，就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我们深入了解了影片的导演、视角、结构、影像、角色、音乐等等，也因此懂得了影片何以成为经典，以及什么样的影片才能称其为经典。在对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评论中，他开宗明义：“《2001：太空漫游》的天才之处不在于其丰富，而在于其简洁：没有一个镜头是仅仅为了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拍摄的，只有对自己的才华怀有无限信心的艺术家才敢创作这样精炼的作品。”这句话似乎与他的评论风格形成了互文，“只有对自己的才华怀有无限信心”的评论家才敢用最简单平实的语言来表达。我们想象中的真理一定是个瘦子，要把说法拧干、压实，露出里面的干货。

连通创作心态的在地之气就是要真诚坦率。戏剧家田禽在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戏剧运动》一书中感慨道：“一位认真的剧作家是如何的期望戏剧评论家能在创作上予以指导！然而，可惜的是批评家们只做到主观的‘捧’与‘骂’，而忽略了以客观的态度写出对于戏剧各方面坦白的、诚恳的、深入的和富有指导作用的批评文字。这样的批评家可以说是没有灵魂的批评家，因为他没有说出他的内心话……”即使近80年过去了，这段文字读来仍具当下感。虽然没有了那个时代的“捧”与“骂”，今天的文艺评论在“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上仍存在很大欠缺。批评家在写作之前先要问问自己面对作品是否足够坦诚，是否时刻把艺术标准放在首位来褒优贬劣；艺术家也要以平和心态、敬重之心来面对指出自己不足的批评家。曹禺先生在《我怎样写日出》一文中说：“一个作者自然喜欢别人称赞他的文章，可是他也并不一定就害怕人家责难他的作品。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作者）痛心的，还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伤害一个作者的自尊心。”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批评家和艺术家之间彼此坦诚相待，才是文艺评论与艺术创作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

以一颗坦诚之心，用简单平实的语言，把文艺作品的内在最丰盈地展现出来，这是我心目中文艺评论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