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回顾党的百年革命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历史，既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还明确了文艺的历史使命，并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基础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分析借鉴这些历史经验，对当前突破和超越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艺理论话语模式，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文艺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广泛传播。南昌起义后，党逐渐将文艺作为重要的宣传方式，并鼓励文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展现了共产党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思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党开始大规模领导文艺工作。为保证苏区文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苏区文艺界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开展了广泛的文艺批评，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化组开展理论研讨，张闻天、胡底等苏区宣传和文艺骨干都参与其中。在他们的影响和努力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批评文章不断见诸苏区报刊。《红色中华》编辑部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来理解艺术，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引导创作者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延安文艺中，文艺批评工作者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批评中的指导地位。周扬就曾对改编自《水浒传》的戏剧《逼上梁山》高度肯定，原因就是该剧“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做指导，注入了新的思想，新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次文代会讨论和实践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中国文艺批评指导思想的地位被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并持续影响着当代文艺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

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致玛·哈克奈斯》等文章中，可以发现，马恩认为文艺要真正反映社会现实。而文艺如何反映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认为，应坚持“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即文艺创作“要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使作品的真实性达到时代或历史真实的高度”，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上述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历程中被广泛遵循和实践，并转化为文艺要真实展现不同时期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等具体要求。1933年10月，《红色中华》编辑部批评戏剧《武装保护秋收》“用凄凉忧郁的伏尔加船夫的节调，配着悲惨痛苦的动作，来表现苏区千百万的劳动农民的耕耘和收获”，使该剧“不真实”，而错误根源就是“对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缺乏体验，不了解农民”。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上述观点做了强化，进一步提出文艺批评要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好的文艺作品要实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此观点指引下，解放区诞生了《小二黑结婚》《黄河大合唱》等优秀文艺作品。

文艺要真正反映社会现实，但不等于可以自然主义地进行创作，对于思想内容不健康的作品，不同时代的文艺批评工作者都会进行干预。1932年9月，《列宁青年》编辑部严厉批评了戏剧《对火》将现实生活不加改造地照搬上舞台的做法，“剧中无奇不有，淫污色流样样俱全”。新时期，周扬等人也依然反对文艺原生态地反映生活，要求文艺创作“应该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指导”。从中可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所坚持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不仅要求文艺能再现生活，还要求文艺能表现、观照生活，深挖生活表象背后的时代精神，产生超越历史局限的经典文艺作品。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使命

在批评戏剧《济金根》时，马克思曾表示：“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即文艺批评并不只是单纯的艺术欣赏，而是有其使命，要为所属政党服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历程中，该观点亦被充分实践，并逐渐演变为文艺批评应承担起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等服务的历史使命，并为此还探索出了两个主要路径来完成这些使命。

首先，通过将文艺批评转化为文艺政策，继而影响文艺创作机构和工作者，从而让文艺批评担负起其历史使命。1934年4月颁布的《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就规定了苏区剧团的多种任务，如“用表演戏剧的艺术宣传，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赞助工农红军的革命战争”。这些要求从规范和引导创作实践的角度出发，通过明确苏区文艺创作的方向和宗旨，让文艺创作者自觉去实现文艺批评的历史使命。

其次，通过将文艺批评转化为文艺作品，并对其进行广泛传播，引起读者的共鸣，完成文艺批评的历史使命。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不仅重视创作大量讴歌革命生活和社会建设的文艺作品，还要求党报党刊、广播电视乃至网络媒体等不同时代的媒体广泛传播这些文艺作品，使之为群众所熟知，并通过这些文艺作品触动群众的情感，增强群众支援人民军队和投身中国革命、建设的积极性，最终让文艺批评承担起其历史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引导文艺创作者、文本书写、文本传播和受众接受情况，促进文艺发展，为当前文艺批评发挥其时代价值提供了重要参照。

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开放性，主张通过对人类优秀文艺遗产进行分析，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以此为指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历程中，文艺批评工作者积极从赣南戏曲、陕北秧歌等优秀传统文艺及西方马克思文艺理论中汲取营养，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

苏区时期，瞿秋白、李伯钊、冯雪峰、成仿吾等不仅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左联革命文学思想带到根据地，还积极鼓励苏区文艺创作者“搞集体创作，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的好东西记录下来”，引导他们将革命意识形态与赣南、闽西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在苏区文艺批评的成果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探索，提出文艺既应反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等观点，不仅加速了文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还拓展了延安文艺批评的视野，推进了延安文艺的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之路推向前进。

党的百年革命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有效指导中国文艺发展，文艺理论的现代化经验可以为中国人所掌握和运用。因此，汲取这些历史经验，不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等学术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重要参考意义。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