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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者,贯道之器也

2022-04-23 发表|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常馨悦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引用“文者,贯道之器也”,强调文化艺术应当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文者,贯道之器也”,语出韩愈门生李汉所著的《昌黎先生集序》,用以概括韩愈的文论思想。中唐时期,文坛因袭南北朝以来靡丽巧艳的行文风格,讲究平仄、对仗、音韵等外在形式,追求华丽辞藻和冷僻典故,却忽略了内在的思想价值。韩愈极力反对“盛饰于外”,倡导“修其诚于内”,从而掀起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曾谈及此事,高度评价韩愈“文以载道”的艺术追求,倡导文艺工作者通过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道”,本指道路,如《诗经·小雅·大东》中的“周道如砥”。后引申为规律,诸如“治道”“人道”等,即是阐释国家治理、社会伦理、道德良知等方面的规律与法度。随着历史的发展,“道”的概念不断出现衍变,从指向具体道路、规律的可言说之道,上升为哲学层面的恒常之道,既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生成的本源,又是宇宙自然和人文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被理解为具有终极性与超越性的根源,成为中国纷繁复杂文化现象和庞大文化体系中具有统摄作用的核心所在。孔子将“道”视为人生的终极理想,“朝闻道,夕死可矣”。中国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将儒家的特点概括为“于道为最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也视“道”为“万物之宗”“万物之奥”。

中国的文学、艺术、美学长期浸润在传统文化之中,也展现出“志道”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普遍认为艺术的价值应当超越直接而浅层的感官经验,最终通向精神和道德的世界。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认为:“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以欲忘道”的艺术创作往往执迷于感官刺激,缺少道德与理性的充实,无法实现精神的愉悦和道德的净化,最终反而令人陷入迷惘和痛苦。如果艺术家胸怀“志道”的理想,就会自觉地“以道制欲”,通过“道”的精神节制低层次的感官欲望,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为厘清文与道的关系,南朝的刘勰、唐代的柳宗元、韩愈先后表达过“文以明道”的观点,反对将文与道割裂开来。宋代周敦颐将“文以载道”类比为“车以载物”,修饰文辞就如同车的轮辕装饰。外观装饰精美虽然会博得人们更多的喜爱,但如果文章没有承载“道”的精神,就如同车子空无一物,徒有华丽的外观装饰,最终丧失存在的根本意义。宋代朱熹也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只有道体充实圆满,艺术、文辞等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文之所以能够贯道、明道、载道,归结于中国文化“道通为一”的智慧。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浑然的有机整体。就像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这种整体观的思维下,艺术不是孤立的存在,创作也不能“只关注一己悲欢”,不能“为艺术而艺术”。《礼记·乐记》有云:“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艺术与其所处的社会氛围和精神风尚密切相关,既是社会状态的反映,也影响着时代精神的走向,发挥着提升民族精神境界、推动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周易》损卦中讲:“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中国人素来倡导与时俱进的精神,社会主义新时代也赋予了“道”新的内涵。文艺创作要实现“文以贯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艺术理想,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文艺作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深刻把握时代主题,对国家发展、社会生活、人民呼声予以积极的关注,将艺术价值定位在对人民和社会的深切关怀上,将艺术生命融入到新时代的洪流里,将艺术创造写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