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重读《讲话》，感到虽然80年过去，但讲话思想仍然历久弥新。《讲话》分“引言”部分和“结论”部分。“引言”部分讲了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供大家讨论；“结论”部分讲“问题的中心”，即“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并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服务、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体工作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即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等等。《讲话》全文约两万字，中心思想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也就是讲话“结论”部分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讲话》提出的全部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展开并做答的。“人民”二字，就是从《讲话》开始，镌刻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上，成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指南。

重读《讲话》，我的最大感受或从中提炼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这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同于其他文艺的特征所在。

与人民结合，指的是作家在思想情感上要与人民打成一片，“不熟”、“不懂”是不行的。“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引言”部分一开始，毛泽东同志三次用到了“结合”这一词汇，“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他接着说，“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这里讲的，有文艺与时代的结合、与人民的结合、与革命工作的结合，而其之于文艺创作者的中心要领仍是要与人民结合。当然，这些话离不开当时的语境，但时隔80年之后，我们重温，仍然能够品出其中的分量。

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的文艺创作者，我们的作家，能不能说就已经与人民结合了呢？我们能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全然克服了“不熟”“不懂”，而已然解决和完成了80年前《讲话》提出的问题和使命了吗？我不敢打保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时代命题与相关语境会发生变化，但是文艺必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仍然在那里，它仍然在向我们要一个答案。“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命题，就如作家要问他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样，这是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一个写作命题，是文学工作者必须直面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80年前，毛泽东说，“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也就是说，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解决，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所以召开的原因。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为了谁”的问题之核心。那么，这个“谁”是谁？是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时隔80年，人民的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扩展，人民的外延已远远超过20世纪40年代初期，更丰富也更广泛了。但是毛泽东对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论断是不朽的，他指出，文艺家与人民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或者某些地方爱他们，但有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东西，或者有时候也爱，但却是为着猎奇和装饰，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这些洞察真的是一针见血。这些问题在80年后的今天的文艺发展中、文学创作中是否就不存在了呢？我认为也还存在。这就是《讲话》精神的不朽性所在。所以，“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有其历史意义，更有其现实意义。

对于如何做到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讲话》也明确指出了方向与做法：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由此，《讲话》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从工作的意义与前途的高度谈文艺与人民、与群众的关系，显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重视程度。

《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重要历史坐标，同时也为党领导文艺确立了价值体系、理论体系。《讲话》第一次提出文艺为人民之于文艺家的根本与原则，贯彻全篇的“人民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要义。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的这个中心，经由邓小平同志“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到习近平同志“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是文艺之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中的“人民性”不仅一脉相承，而且不断深化。

《讲话》不只是一篇宣言，它还是一种纲领，更是一种实践要求。《讲话》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比如：“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段话强调真正的好心、正确的立场以及严肃的负责的实践中的前进方向，强调的是真的“懂得”，而不是自以为是的“懂得”。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让我在重温《讲话》的同时，阅读了《毛泽东年谱》中的1942年部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4月7日，约萧军谈；4月9日，复信欧阳山，并约欧阳山、草明谈；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提议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4月13日，复信萧军、欧阳山和草明、舒群；4月17日，复信欧阳山、草明；4月27日致信萧军；4月下旬，邀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等到杨家岭谈话。也就是说，在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已做了大量调研，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与作家广泛交换了意见。在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以“引子—问题”的方式提出来，供大家讨论，而在5月16日会上又倾听大家的讨论。由此才在5月23日会上作了座谈会的讲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结论”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讲话》虽然距今已过80周年，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力量和光辉，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从实践中来的。

一个实践中来的理论必定是战胜时间的，而且也必定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对于这一点，第一次在中国提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毛泽东是有充分自信的，对于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他在《讲话》的结束段落讲到两个“相信”：“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到今天，我们就生活和写作于《讲话》所说的“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自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路遥以及新时期一大批作家所创造的新的文学、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已经从实践上证明着《讲话》的真理性与经典性。在新时代文学向高质量发展而攀登的路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实践正在全国蓬勃开展，《讲话》中所期待的那个“光辉的新阶段”正在到来。相信随着中国作协新近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实施深入，我们还会读到更多心灵为之一震的作品，而《讲话》中所期望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也必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创造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