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西之争——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一论断凸显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中也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正是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我们成功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古今中西之争”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中，他在文中提到“与西人交涉竞争”的“近世”以来，提出了“中西之辨”的问题意识，并与“参之于古，考之于今”的人文传统互为经纬。这一议题发轫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的历史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中心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近代史上，中国思想界围绕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都没有找到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方法，难以破解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在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与外”“古与今”的贯通融通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经过“结合”，开启了广阔的文化创新空间，让我们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