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从无数孩童摇头晃脑念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那一刻起，曹丕就已然“输”了。他输在一句诗的穿透力，似乎胜于他为守护建安文学立下的规制；输在世人对“悲情才子”的天然共情，兄弟相残的戏剧张力轻易盖过了他真正的文学实绩。

虽然文学史早已为曹丕正名，却仍有许多人不了解他的《燕歌行》的分量。这分量，不是太过锋利的情绪冲击，而是作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改写了诗歌的体式，开拓了文学的脉络。同时，他的《典论·论文》以“文以气为主”的开创性论断，第一次为文学挣脱“经世致用”的附庸枷锁，赋予其独立的审美标准。

四百年后，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第一次盛赞曹丕“乐府清越”，恰恰是看到了《燕歌行》的开创价值，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细腻笔触为引，首次将“思妇愁绪”与“时令意象”相融相应、缠叠共生，彻底让七言诗从乐府的叙事框架中挣脱出来，走向婉转柔美的抒情新境。后世李白吟出“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以月色勾连戍妇思情，王昌龄感叹“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借春光反衬内心惆怅，杜甫写下“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以“共倚窗棂”的期待衬孤居的悲戚时，其实都是在延续曹丕开创的“景与情契”的七言抒情传统。

如何穿透表层故事和情绪，去读懂作品和作者的真正价值，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早已为我们留下了回望过去、审视当下的圭臬。若论批评的典范，刘勰对曹丕、曹植的评判，不可谓不公允。刘勰的公正，是把自己独立于悲情“滤镜”和身份偏见之外，不立非此即彼的对抗性评价，而是客观地看到二者短长迭用的差异——既不因曹植“悲情才子”的底色而偏爱，也不因曹丕“帝王文人”的身份而轻慢，只以文学实绩为标尺。对曹丕，他毫不吝啬地肯定其文学才能，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其文风“洋洋清绮”，赞其以清丽文风为七言诗“立规”，更在《论说》篇盛赞《典论·论文》“述典言则如龙门之决，论文义则如河汉之注”，准确捕捉到这篇中国首部文学批评专论为文学批评“立说”的开创性价值。对曹植，他同样给予高度赞誉，视其为“建安之杰”，以“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概括其作品特质，肯定其“体被文质”的水准，认可他在诗赋领域的造诣。刘勰从未沿袭后世的一些“尊植抑丕”的俗见，这份“就文论文”的纯粹，正是其评判跨越千年仍具参考意义的关键，也是当代文艺批评最该传承的内核。

反观当下的文艺评论，仍存在一些问题：有一些评论被“流量”裹挟，点击率、话题度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唯一标杆，而忽略了对文本本身的客观解读。还有一些评论被“人设滤镜”牢牢绑架，因评论对象为名人之作，便对作品本身逻辑漏洞、审美缺陷视而不见，甚至用情怀、突破等说辞护短。或有甚者，背离评论初心，将文艺评论变成作品营销的“软文”工具，用溢美之词遮盖问题短板。这些乱象，实在是与评论先贤刘勰“以实绩论短长”的公正逻辑相去甚远。

不得不承认，要汇聚不同领域的深度知识，以高屋建瓴的视角进行整合归纳，并用自洽的逻辑搭建完整认知体系，对大多数人而言绝非易事。生活里，我们所沉浸、所见所闻的，多是日常生活的具体景象、柴米油盐的繁杂日常、人际交往中的牵绊纠葛。想要挣脱自身的直观体验，脱离与他人的情感关联，以冷静的姿态解读作品背后的艺术逻辑与精神内核，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有困难。因此，我们格外需要有人来打破局限，拨开迷雾，校准视角。

我们需要真正的文艺评论家，就像刘勰那样，抓住文艺评论的本质，以理性声音引导价值。他们不应是流量的仆从，而应是作品的“解读者”，能独立穿透表面的热度，挖掘文本背后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创新；他们不该是人设的附庸，而应是创作者的“镜鉴者”，不因作者的成就或名望而盲目吹捧，也不因私人争议而全盘否定；他们更不应是对立的推手，而应是文艺生态的“平衡者”，承认不同风格、不同类型作品的价值差异，既能欣赏“骨气奇高”的力量感，也能认可“洋洋清绮”的细腻美，不轻易作非此即彼的审美和价值碾压。

当评论家不再为“悲情叙事”遮蔽双眼，便能看到曹丕为七言诗开拓的抒情脉络，看到《典论·论文》赋予文学的独立尊严；当评论本身跳出人设绑架、流量陷阱，不再把点击率等同于评价作品的标尺、把溢美之词当作标准答案，才能真正为大众引导审美方向，为创作者提供清醒镜鉴。如此，整个文艺生态才能在理性与包容中，孕育出更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佳作，让文学的脉络、艺术的光芒，不被一时的热度或偏见所遮蔽。

（作者系重庆市文联《重庆文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