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理论家张庚曾将戏曲研究划分为五个层次：资料、志书、史、论、批评。他认为：“志、史、论三个层次，还只是解决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最重要的是拿它来解决艺术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这一论述揭示了戏曲批评作为理论联系实践的关键环节的重要地位。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戏曲创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守正与创新并举的复杂态势，戏曲批评亦需要构建一种“有根基”的书写范式。所谓“有根基”，是要求批评建立在历史意识、理论判断与公共责任三重维度之上。批评者不仅要能“看到”作品的表象特征，更要能“看见”作品背后的文化机制与精神结构，不仅要把握艺术本体的演进规律，更要洞察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唯其有根，方能有力；唯其有识，方能有声。

史学视野的建立，是批评获得深度的首要前提。历史为批评提供立场与依据，回看各时期的戏曲批评话语，每一阶段皆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与书写方式。以“本色论”为例，在明清时期的曲论中，它特指语言的自然与本真，而在当代批评中，这一概念常被泛化为艺术真实性的笼统标签。若不厘清其流变，便无法准确评判当下创作对传统的转化程度。史学视野要求批评者将具体作品置于戏曲艺术的长河中考量，追溯其形式基因与传统程式的关联，审视其在历史坐标中的创新价值。这种历史意识使批评超越即时性的褒贬，既避免对创新的简单拒斥，也警惕对传统的空泛推崇，从而为理论判断奠定扎实的基础。

在史学积淀之上，术语的精准运用成为批评趋向专业的关键。戏曲艺术的独特美学体系，建立在数百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完整话语系统之上。“形神”“虚实”“程式”“行当”等核心概念，既是行业内的专业术语，更是承载着丰富美学内涵的理论结晶。以“形神”为例，从顾恺之“传神写照”的绘画理念，到戏曲表演中“形神兼备”的艺术追求，其内涵始终在与创作实践的对话中不断深化。真正的术语自觉，要求批评者既能把握概念的历史脉络，又能立足创作实践，使专业术语成为精准剖析艺术本体的利器。这种对术语的驾驭能力，标志着批评从感性描述走向理性分析，从印象点评迈向体系化建构的重要转变。

批评的效力，最终取决于其阐释的严谨与深度。真正的批评不止于抒发观感或作出价值判断，而在于能否对艺术实践形成有效的理论阐释。这种阐释需具备双重维度，一方面要精读作品内部的文本结构、表演程式与舞台语言，另一方面要敏锐把握其与外在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关联。当下，戏曲创作正积极拓展现实题材、实验形态与跨媒介表达，批评若仍固守技法分析或道德评判，将难以回应艺术创新的复杂性。真正有力的批评应当穿透艺术表象，揭示其背后的美学逻辑与文化策略，在理论与经验的对话中构建具有说服力的知识体系。唯有建立这种结构化的阐释框架，批评才能超越浅层描述，真正介入创作实践，引导审美认知，为戏曲艺术的当代转型提供坚实的方法论支持。

批评的最终价值，在于其公共性的实现。真正的戏曲批评，应当成为连接艺术创作与社会认知的桥梁，在专业阐释与公共对话之间建立有机联系。面对当下戏曲传播方式的变革、观众结构的代际更替，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复杂语境，批评需要超越专业圈层的局限，主动介入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当批评能够为观众提供鉴赏的路径，为创作者启迪反思的维度，为社会贡献文化的思考时，其专业价值才得以充分彰显。因此，史学的积淀、术语的精研、阐释的深化，最终都应当服务于批评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使命，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课题中，展现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