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既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的使命任务，也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应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坚持人民至上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谈到“人民性”，笔者不禁想到马克思的两个精彩的比喻。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这两个精彩的比喻理解人民性和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从而对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文明理念有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是“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的比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工人只有把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他才能“作为工人”而存在，也就是说，他作为“人”的丰富性被抽空了，变成了纯粹的“商品人”，资本规定了他生活的内容、基本的存在。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看到的只是资本、利息、利润、消费等，而看不到那些失去工作的劳动者们，这些人变成了“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这一比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只见物不见人，把人彻底物化的卑劣和野蛮之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要实现的就是物产丰富、文化昌盛、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阐释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理念和价值遵循。

其次，是“马铃薯”的比喻。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分析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国民没有实现自我的觉醒，只是一些同名数的简单相加，“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聚而成的那样”，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只能被别人代表，所以马克思才会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根本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是人从物质到精神的丰富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当人民群众实现自我的内在觉醒，才能激发出创新创造活力，并汇聚成磅礴的力量。

具体而言，从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视角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核心范畴，人民性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封闭、僵化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学和美学概念，而是需要把它放在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实践、放到“两个结合”的理论维度之中来进行考察的动态的历史性概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的不同，人民性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从而不断获得新的理论规定。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现代世界文明史的理论视野中，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范畴具有三重创造性意义，可以从它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文明逻辑中来理解这种创造性意义。

第一，人民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创造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都有对人民性的具体而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唯物史观等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人”及其解放、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文艺问题的人民性等开启了全新的理解和阐释文艺问题的新思想。文艺属于人民，文艺的人民性同党性和民族性、民族文化等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和阐释人民主体性的诸多问题空间。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在理论上赋予人民性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还将之视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以此为逻辑前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文艺本体论、价值论、创作论、接受论、功能论和文明论等较为系统完整的文艺思想和美学体系。

第二，人民性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问题不仅是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还同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具有历史和思想的必然延续性。在清末民初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改革、戊戌变法的政治改革失败之后，以梁启超、蔡元培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新民”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以美育代宗教等思想，试图通过对人的改造来实现国家的现代转型。但首先，他们对这个问题仍停留在理论阐述的层面，尤其对“国民性”和“人”的理解是比较模糊的；其次，也缺少对具体的实现途径的设计，加之时代条件所限，因而收效甚微。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问题是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这一过程中改造国民性、“人”的文学等观念的回应和超越，并真正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实践的力量，围绕这一核心范畴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创作批评、组织管理、出版发行、宣传教育、社会动员和文化改造等一系列蕴含了美学理想和文化理念的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文化创造。

第三，从更深广的历史视野来看，人民性问题的提出，又是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美学总问题的超越，体现了现代中国的美学理想，具有了文明论的内涵。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说过“主体性为现代立法”，德国古典美学奠定了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试图回答康德所追问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和席勒试图诉诸审美判断力和审美教育来实现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黑格尔则在绝对精神的永恒回归中去理解人及其历史，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他们共同的问题是都停留在抽象的“人”的理念或精神的层面，没有解决现实的人的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和美学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来思考“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并实现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德国古典美学的超越。而中国共产党走“两个结合”的道路，将文艺思想中的人民主体性问题同现代中国的革命和文化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文艺和美学思想，不仅要把属于人民的文化权利和创造性还给人民，还要真正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成为历史进程中具有创造性的觉醒的力量，在更为宏大的意义上，这是对人的问题、人类社会历史命运问题的新的探索，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因而又具有了人类性的意义。因此，人民性问题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历史内蕴，它既是理解和阐释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在人类性的视野中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理论参照。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主体性思想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和文明问题上的创造性追求和深厚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一种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只有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我们才能筑牢文化自信和文化创造的根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形成中国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从而为人类文明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