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我组织撰写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在《延河》杂志发表，首次正式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2026年3月，“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新大众文艺，我有三点思考。

新大众文艺为何首先在中国兴起？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离不开以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它承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信息化成果，又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深刻改变了文艺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我们看到，在全球性的科技革命浪潮中，新大众文艺率先在中国开启全新的“全民文艺”模式，形成如此广阔的文化景观，甚至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极大地改变了国际传播的格局。

这个变化的关键有三条：一是科技的进步，中国拥有先进的通信技术和广阔的技术应用场景；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广大人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形成了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和高素质数字文化共同体；三是中国文艺从古到今具有深厚的大众文艺传统——从《诗经》的风雅颂到汉唐的“乐府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再到宋元明清的文艺，都是在雅文化与俗文化相互砥砺、吸收借鉴中不断发展。从我们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第一次提出大众文艺，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文艺的人民性和重视发展大众文艺，一直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针。

新大众文艺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生动体现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稳中有进、稳健前行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更加注重质量、结构、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1972年，在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丹尼斯·梅多斯等学者系统提出：在人口增长、工业扩张和资源消耗持续上升的条件下，地球资源不可能支撑无限制增长。这一理论并不意味着停止发展，而是强调现代化必须建立在资源约束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14多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复刻欧美发达国家的老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要实现的目标之一就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人民共同富裕是基础，人民幸福快乐是目的。明代思想家王廷相说过，“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这句古语与今天党中央的施政理念高度契合。我们既要让人民富起来，也要让人民乐起来。从强调“民富”到同时强调“民乐”，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30多年前，我作为基层代表参加了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会上发布了一份各国社会发展指标对比册子，我仔细看完以后，发现了一个让我深受触动的现象：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六七百美元，但在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床位、教育普及率等绝大多数社会发展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甚至5000美元国家的水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79.25岁，多数社会发展指标已达到和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以较低的消费水平获得较高的人民幸福体验；以较低的资源消耗获得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以较低的人均GDP获得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新大众文艺，正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期待的时代需求和生动反映，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大众文艺是文艺之变，也是时代之变

文艺是时代变迁最灵动、最鲜活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催生了新大众文艺，大众从被动的受众转变为参与文艺生产与传播全过程的创造者，推动文艺从主体到传播、从内容到形式发生深刻变化。

新大众文艺是社会联结和文化想象的重要载体，当下全国各地流行的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村晚”“村超”“村BA”“苏超”“湘超”、陕北民歌“我唱”等等层出不穷的大众文化娱乐活动，助推新大众文艺从传统文艺的补充形态发展为具有独立生态和广泛影响力的新型文艺形态。这不仅仅是文艺之变，也深刻反映了我国在不断发展、逐渐“富”起来后，人民大众在追求更高物质生活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追求。

由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文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人民大众的文化娱乐结合得如此紧密；文艺从来没有和人民大众的消费与经济生活结合得这么紧密；文艺从来没有和社会生产方式和产业模式结合得这么紧密。从更高层次看，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之变，也映射了时代之变。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新大众文艺就是那只报春的燕子。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根本遵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新时代，新大众文艺恰逢其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