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艺新形态 ——舞台艺术的变与不变
2026-07-27 发表|来源:新世纪剧坛|作者:苏勇西方语境下的大众往往与工业化、城市化、娱乐化相联系,是一种现代的、匿名的、同质性的集合体。大众要么被描述为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非理性的、被操纵的乌合之众,要么是加塞特所说的去精英化的野蛮人。基于此,大众文化常被用来描述一种被标准化批量生产出来的、用于麻痹大众的消费文化。而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大众或者说人民大众是个主体概念。这种将大众视为文艺创作和接受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根本立场,为“新大众文艺”确立了价值坐标。由是,新大众文艺指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以广泛的人民性为中心,积极回应并融合新审美、新技术、新媒介等一系列新变化的文艺实践。作为最具现场性和公共性的艺术形式,舞台艺术自然成为新大众文艺中最前沿、最鲜活、最直接的实践场域。具体的“新大众”指涉下的舞台艺术,可以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演艺形态的新变化
当前的舞台艺术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主要体现在舞台空间、媒介技术、演艺观念等多个相互交织的层次上。演出形态的多元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舞台艺术早已打破了镜框式舞台一枝独秀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态势。本文对舞台艺术的探讨,主要聚焦于戏剧领域。
20世纪以前,中国传统的演艺空间涵盖茶园、勾栏、会馆、庙台等固定场所,也包括集市、田间地头的草台以及街头巷尾的露天场地。后两者作为一种流动的演出形式,俗称“撂地儿”“打野呵”,其表演者在宋元时期被称为“路歧人”。这些在或斑斓或简陋的舞台上交替上演的剧目或节目,构造并表达着中国人对宇宙、社会、生命的理解方式与价值取向,是人们祭祀酬神、高台教化、娱乐休闲、欢聚庆祝、强化认同等诸种功能得以实现的核心场域。
19世纪末,随着西方殖民扩张以及各大通商口岸的开放,上海、天津、广州先后出现了西式剧院,也就是可供彼时西方歌剧、舞剧演出的镜框式舞台。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模式影响,全国各地兴建礼堂、大剧院、文化宫等。这些特定空间中的剧场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镜框式舞台,该样式至少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标准、最科学的剧场形制。时至今日,它仍是文华奖、梅花奖、荷花奖等国家级重要奖项时常采用的剧场空间样式。

一般认为,198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绝对信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小剧场戏剧。这部话剧的舞台空间设置在一个略显简陋的排练厅,观众围坐在舞台三面,与演员近在咫尺。整个演出活动中,观众并不自外于舞台,他们更像是坐在剧中那辆列车上的乘客,观众和演员的互动成为整部戏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堵墙”也就自然被打破了。话剧《母亲的歌》在舞台形式上有了进一步突破,该剧采用中心舞台,观众围坐在舞台四周,彻底摧毁了“第四堵墙”。“这种演剧形式,使‘舞台’与‘观众厅’完全渗透,统一的舞台被瓦解,剧场的观念也就改变了——‘最好的剧场,就是没有剧场’。”舞台形式的改变,带来的是表演模式、调度以及戏剧观念的改变,传统的话剧腔以及固定表演区的设置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新时代以来,随着舞台艺术观念的变革,新的演艺空间、演艺方式日益多元。就戏剧来说,涌现出沉浸式戏剧、环境戏剧、漫步式戏剧、论坛戏剧、特定场域戏剧、沙盒式戏剧、睡眠式戏剧、虚拟现实戏剧等。这些不同形态的戏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戏剧生态的格局。如果说镜框式舞台空间隔绝了日常生活,使得观众暂时切断了同现实生活的连接,进入了一个迥异的审美空间,那么其他形态的戏剧空间则召唤观众沉浸其中,切身体验了一个别样的世界。戏剧活动不再是单纯地演、单纯地观,而是由观众和演员共同构造。在此意义上,观众和演员的身份同时被解构,观众常常作为一种“陌生的”剧中人参与演出活动,演员也不再是根据剧本完成导演指令的演绎者。观众的反应与参与,以及演员的及时调整,随时可能改变戏剧的节奏、内容甚至最终走向。在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所打开的梦境般的空间中,一家名为“麦金侬酒店”的九十多个布置迥异的房间取代了传统的舞台。佩戴着白色面具的观众,则成为一个既在场又匿名的幽灵式存在。他们是本雅明所说的漫游者——既参与叙事,又能够置身事外。由于手机被封存,观众“被迫”卷入一个异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不再如镜框式舞台那般自动展开、自我呈现,观众需要亲自去探索,才能完成自己专属的叙事拼图。如果说镜框式戏剧的核心在于观看与共鸣,观众始终自外于故事,那么当前各种互动式戏剧则强调的是沉浸与体验,观众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身就内嵌于叙事之中,这一舞台艺术观念的变革显然为舞台艺术提供了别样的可能。


在诸多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中,山水古迹也好,文化IP也罢,都不再是沉默的元素,而是被构造为一种可共情、可体认、可触碰的文化场域和身体性空间。从《印象·刘三姐》《印象·妈祖》《印象·西湖》等系列到《又见平遥》《又见敦煌》《又见五台山》等系列,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当代演艺美学、戏剧本体的深刻变革。尽管在一些具体的演出中,观众仍然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观看,但视角是开放的、全景式的。这些壮观的实景演出大多是环绕观众展开的,经由多感官的联动与叙事的浸染,将观众从被动的欣赏者转变为亲历者,从而使得整个演艺空间变成了一种让观众身体性地置身于历史情境、文化传统、集体情感的共同体场域,并构建出一种更为宏阔的沉浸式体验。通过与当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这些演出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并显著提升当地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与品牌价值。
二、演艺新形态的发生
演艺空间的变革不过是演艺观念重构的外部表征。如果说镜框式舞台定义了单向的、被动的观演关系,那么当前我们正在迎来一个以互动、沉浸与共享为理念的演艺新时代。而这一转变的发生,既与对艺术理论的自觉探索密切相关,也与现实的多重诉求深切呼应。
其一,先锋舞台艺术的观念革新。可以说,在20世纪的戏剧革新浪潮中,“第四堵墙”的崩塌被广泛视为戏剧现代性转型的核心表征。戏剧家们以迥异的美学路径,不约而同地冲击着以镜框式舞台为代表的传统观演关系的桎梏。

布莱希特通过其“叙事体戏剧”与“间离效果”,旨在理性地解构舞台幻觉。在布莱希特看来,“关于第四堵墙的想象当然必须废除,在想象当中这堵墙把舞台同观众隔离开来。借此制造一种幻觉,似乎舞台事件是在没有观众的现实中发生的。”布莱希特认为观众与角色不应该产生情感共鸣,所谓的共鸣幻觉会阻碍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判断。阿尔托所倡导的“残酷戏剧”旨在以仪式化的、强烈冲击感官的表演形式来直面生活与生命的本质,从而恢复戏剧的神圣性与疗愈功能。他指出:“为了从四面八方抓住观众的敏感性,我们提倡一种旋转演出,舞台和戏厅不再是两个封闭的、无任何交流的世界了,旋转演出将它的视觉和听觉形象散布在全体观众中。”他主张通过声音、光影、姿态等非语言手段来对抗或取代对话式戏剧模式,通过构建无固定舞台的更为自由的空间,来消解或弥合演员同观众之间的界限,使戏剧成为集体参与的活动。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则反其道而行,将戏剧还原为最根本的身体展演。他指出:“我们拆除了从舞台到观众席上的全部设备:在每次演出中,为演员和观众设计新的空间。因而,表演者与观众关系的无限变化就是可能的了。”质朴戏剧意在剥离任何非戏剧要素,让“圣洁的演员”同观众在近乎仪式化的“活生生”碰撞中,探索生活的真相。
总之,这些旨在重构观演关系的先锋理论与实践,通过将观众从沉默的“窥视者”转变为戏剧事件的“见证者”乃至“共谋者”,有力地挑战了镜框式戏剧的灌输模式,从而为现代主义逻辑所塑造的现代人赢回人的主体意识,提供了一种美学的解决方案与乌托邦式的实践可能。
其二,影像媒介的胁迫。一定程度上,镜框式舞台艺术是一种再现的艺术。而20世纪戏剧逐渐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新的再现媒介的崛起。在看电视还远不是所有中国家庭的重要活动之时,在互联网亦没有占据人们社交的重心之时,在人类的文化面貌还未曾被逼真的影像所侵蚀乃至淹没之时,镜框式舞台艺术不仅前所未有、深入人心地创造了它的接受者,也整体性地生产出了人们感知、欣赏、品评艺术的方式;或者说,镜框式舞台艺术创造了属于自身的文化和神话。而在当下,新的大众媒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了这一神话。因为论起再现的魅力,没有哪一种舞台艺术形态可与影像匹敌。尽管中国戏曲的写意性与真实再现这一幻觉追求存在着天然的鸿沟,但镜框式舞台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深刻改造了戏曲传统,其结果便是当前大量新编戏在服化道上渐趋写实,以及“话剧加唱”模式的风行。这是因为镜框式舞台的艺术形态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叙事主导的戏剧观,所以写意要让位于真实。

如果说镜框式舞台艺术的失效或衰落,源自银幕、荧屏世界的更直观、更真实、更便捷、更无远弗届,那么打破“第四堵墙”似乎就是戏剧走向别样可能的前提。诚如格洛托夫斯基所言:“电影和电视不能从戏剧那里抢走的,只有一个元素:接近活生生的人。”银幕、屏幕是“冰冷”的,也是自恋式的,它只展现自身,并不对我们的反应做出即时性的回应。舞台艺术则不然,演员的身体是携带着情感力量、具有弹性和张力的肉身符号。演员既是角色,同时也驾驭角色,并能根据观众的反馈来把握节奏与分寸。观与演互为镜像,观众看到的永远不只是演员的表演,同时一定附着了自身的情感、欲望等,而演员在创作上的满足或升华,某种程度上是以观众的满足为尺度的,演员的表演永远不只是身体动作的机械重复,而是一种凝视着观众的凝视的创造性表达。而互动性舞台艺术范式更进一步推动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碰撞,使得舞台具有了强烈的生产性、建构性、共生性。
其三,互动式舞台艺术的新可能。互动式舞台艺术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并建构了新的观演模式,观众被组织进演艺活动中。实际上,在舞台艺术没有剧场化之前,戏剧、杂技、魔术等并不自外于人们的日常,它们本身是一种仪式性存在;观众也并不全然是一个缄默的旁观者,而是节庆的参与者、仪式的呼应者。而大他者(天、神)的在场,使得艺术活动本身就是一场集体性的精神交感。它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成为连接俗世与神圣、个体与社群的桥梁。

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当我们说新大众、大众文艺,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松散的自发的个体集合,而是一个被特定政治理念所定义,并需要被组织和动员的集体。新大众文艺要求文艺活动应该承担构建共同体、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实践,并且经由具体的文艺活动使得分散的个人重新建立起内在的连接。互动式戏剧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种允许观众在特定情境下参与其中的文化实践。这些素未谋面或素不相识的个体被临时性地组织进一个共享的“情境共同体”中,而这种短暂的、高强度的集体感,在一定程度上,为参与者理解并认同一种更广泛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具身化、情感化的体验基础。
三、演艺新空间的守正创新
一定程度上,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载体,舞台艺术尽管在范式的开创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量年轻观众纷纷涌入这些崭新的空间,但是舞台艺术不能为了市场而丧失自己的精神维度与艺术追求。为此,我们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大众文艺到新大众文艺,“人民性”作为一条精神主线,始终贯穿其中。历史的主体是人民,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成为人民的集体记忆,不仅取决于它在艺术方面的新变奇巧,还要看它是否真正体现了民族的意志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任何艺术上的创新都并不自外于人民,那些看似是艺术形式上的变革,实际上也不外乎是社会变革、思想变革的外在体现。我们的文艺从来都不应该是单个人的独白、异己者的梦呓。文艺的人民性意味着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属于人民,文艺为了人民。作为文艺实践的重要场域,舞台艺术无疑是检验和彰显“人民性”原则的试金石。那些经受住时间淘洗的舞台作品如歌剧《白毛女》、舞剧《红色娘子军》、豫剧《朝阳沟》等无不体现着广泛的人民性。今天的舞台艺术不能为了沉浸而沉浸、为了形式而形式,不能将互动、沉浸作为售票的噱头,而是始终以深刻的内容、真挚的情感,真正与观众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与共鸣。

其二,坚定文化自信,铸造舞台精品。如果只有新的技术、形式,内容却空洞无物或全盘西化,那也无法称之为“中国的”新大众文艺。舞台艺术创作要有鲜明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高度的文化自信。那些舞台艺术佳作无不秉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气脉与精髓,并对社会风气和文艺创作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舞剧《只此青绿》以《千里江山图》为美学母体和创作基石,通过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展现了《千里江山图》的创作历程。该剧精彩绝伦的视觉呈现、虚实相生的美学品格、行云流水的舞蹈动作,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展现出高度的文化主体意识与文化自信,观众也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传统戏曲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独特的艺术表达、精深的美学特色以及深厚的思想内涵,依然是当今舞台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时下那些突破镜框式舞台的环境戏剧、沉浸式戏剧等戏剧形态,多被视为西方舶来品。然而,中国传统戏曲本身就蕴藏着超越“镜框”的智慧,中国宋元戏台往往三面开放,文武场面、检场、饮场等都坦然呈现在观众面前,戏曲并不忌惮“假”,恰恰是镜框式舞台剥夺了戏曲艺术之“假”。戏曲的程式化、虚拟性与写意精神,可以为当代舞台叙事提供韵味悠长的诗意表达,其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虚实相生的美学观、礼乐合一的伦理观,可以为舞台艺术创作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不竭的东方智慧。实际上,只有敬畏传统、继承传统、光大传统,民族艺术才有牢固的根基,才会枝繁叶茂。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智慧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当下存在着一定的被误读,但不得不说,布莱希特的诸多理论例如“史诗戏剧”“陌生化效果”都深受中国戏曲启发。这说明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体系蕴含着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文化价值,可以为戏剧革新提供宝贵的资源。


其三,立足舞台艺术本体的媒介融合。新大众文艺的真正繁荣,显然不能以对艺术本体的背离或消解为前提。恰恰相反,它必须将新技术、新媒介、新形式扎根于艺术本体的深厚土壤之中。面对技术革新的浪潮,舞台艺术既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被技术裹挟。不能为了舞台的绚丽而丧失舞台艺术本体。阿诺德·伯林特指出:“技术的革新并非孤立的,它们影响的不仅仅是艺术的形式,还影响着我们触碰和欣赏艺术的方式。”[6]此言提醒我们,技术和媒介永远不只是手段,它们同时决定了艺术存在的方式和我们获取、感知艺术的方式;至为深刻的是,它们改造了我们的理解范式。因而,舞台艺术创作要把握好现代技术使用的度。婺剧《三打白骨精》就融合了多项现代科技元素,例如无人机、机器狗、裸眼3D技术、激光光圈技术、威亚技术等,但这些技术并没有喧宾夺主,都是根据剧情需要创设的。显然,各大短视频平台对于舞台艺术的宣传也日益重要。一段几分钟的精彩“切片”一旦成为爆款,就可能引发观剧热潮。例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渔光曲”片段、越剧《新龙门客栈》的返场互动等,正是通过在各大视频app上广泛传播,才走入大众视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爆款切片能带来巨大收益,不少舞台艺术的创作重心便转向了刻意制造“爆点”。本来“出圈”的切片应该是完整艺术作品的自然产物或有机构件,刻意营造的“爆点”可能会损伤舞台艺术的气韵,“爆点”极有可能成为“雷点”。

总之,新大众文艺在生产、演出、传播等多个维度,都展现出崭新的独特性,而在舞台艺术这一领域,集中呈现为演艺空间、演艺形态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本身与我们这个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紧密相关。显然,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力,舞台艺术应该求新求变,但在变的过程中,也应该有所坚守。舞台艺术之变,体现在形态的突破与观演关系的重构。其中的不变,则应该是对精品艺术的追求、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以及对服务人民初心的恪守。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江西省评论家协会舞台艺术专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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