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思，是继王国维、吴梅之后我国著名的戏曲史论家与文学史家，成就卓著，尤其在《西厢记》的校注与研究方面，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享泰斗之尊称。

注《西厢》，在国内外刮起“西厢旋风”

《西厢记》是王实甫创作的一部伟大著作，它不仅是北杂剧的压轴之作，也是此前所有宋元戏曲所无法比拟的。

当时最流行的是金圣叹本，王先生并不因此本流传最广而随大流。他通过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凌蒙初刻本。1944年，王季思终于完成《西厢记》全书的校注，取名《西厢五剧注》。关于这本书的出版，王先生回忆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官方的出版机构是不会承印这种“闲书”的，他是通过一位在龙泉私营“龙吟书屋”的朋友郭莽西替他印了这本书。郭莽西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出版此类禁书的。没过多久，他就因积极参加反蒋爱国运动被杀害。

这本《西厢五剧注》，是近现代第一本《西厢记》校注本。1949年后，王先生又多次修改，由多家出版社再版，印数达100多万册，除于国内刮起“西厢旋风”外，还一度在国外产生轰动，日本学者作了《王季思校注〈西厢记〉索引》，把它作为工具书备查。70多年来，王注本在国内众多《西厢》注本中仍然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种。其意义正如著名戏曲史家蒋星煜先生在《文坛艺林》中所说：“王季思的《西厢记》校注本先后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多次修正再印，基本仍保持了当年《西厢五剧注》的面貌，这使古典戏曲研究者尤其是《西厢记》研究者有了一个较可凭信的本子。”

论《西厢》，实现从文献学到文艺学的转变

王先生除了校注外，还在《西厢记》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出版了许多专著与论文，实现了自己从文献学到文艺学的转变。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厘清了《西厢记》的源流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5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专著中。全书分“元微之的莺莺传”“从赵令畤到董解元”“王实甫和西厢记”“西厢记塑造的人物”“西厢记语言的运用”“小结”等，把《西厢记》从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唐代李绅的《莺莺歌》，到宋代赵令畤的《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样式的发展与演变，最后产生王实甫的北杂剧《西厢记》的过程，做了详尽的表述。在“小结”部分还提及明人的改本与当代的演出本，前者包括李日华与陆采的《南西厢记》，后者称越剧改编本《西厢记》“在全国戏曲会演里得到很高的评价”。王先生厘清了《西厢记》的来龙去脉，为《西厢记》研究者深入探讨这部元杂剧的巅峰之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解决了《西厢记》的作者争端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未决的悬案，大致有关汉卿作、王实甫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等4种意见。自从清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流行后，王作关续几乎成了定论。例如杨公式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西厢记》的第五本与前四本的风格迥然不同，应是另一作者手笔。连王季思的老师陈中凡也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认为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称“关、郑、白、马”为元曲四大家，没有列入王实甫，因而怀疑《西厢记》的作者并非王实甫，而是比郑德辉更晚的一个作家。针对杨、陈等先生的观点，王先生根据钟嗣成《录鬼簿》和元末明初的其他有关史料，先后在《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西厢记〉作者的问题》与《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认为《西厢记》五本都应是王实甫的手笔，通过这一场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终于使《西厢记》的作者问题获得接近解决，此后已罕有异议。

三是采用乾嘉学派治经的方法考证《西厢记》。他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受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的影响。孙诒让是温州瑞安人，王季思与他有亲戚关系，在瑞安县立中学读书时，就住在他家里。孙家的玉海楼藏书富赡，其中特别引起王季思注意的是一些经孙氏亲笔校勘、批注的本子及与同时代学者讨论问题的通信。王季思看后，非常钦佩孙氏学问之渊博与治学态度之严谨，自然受其影响，采用同样的方法校勘和考证包括《西厢记》在内的元人杂剧。为了做好考证工作，王先生做了大量关于元人戏曲的俗语方言卡片，不仅对研究《西厢记》有用，也为他后来研究关汉卿、马致远等其他元人戏曲打下基础。

游“西厢”，留下七绝两首佳话一段

因为与《西厢记》的情缘，《西厢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早就是王先生十分向往的地方，只是一直没机会成行。

直至1986年秋天，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会在临汾市召开，王季思才得以实现夙愿。这一会议主持者、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黄竹三是王先生的高足，他自然也成了大会的首邀代表，时年80岁。更令他惊喜的是，会间他还与明刊本《西厢记》研究的首席专家蒋星煜不期而遇，蒋先生是该所的唯一顾问，自然也在首邀之列，时年66岁。这对《西厢记》研究来说，可谓是知音相遇，珠联璧合。除了会议安排参观洪洞县苏三监狱、关帝庙、鹳雀楼外，他俩迫不及待要去的自然是普救寺西厢馆了，因为他俩为研究《西厢记》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对当年张生与莺莺发生罗曼史的名山古刹是有特殊感情的。会议做出特殊安排，派专车送他们去考察。尽管整个普救寺只剩下一座巍然莺莺塔，其余的殿宇楼阁均在历代的战乱或地震中化为一片废墟，但他俩仍然兴致勃勃。而永济县委为不让这两位重量级专家失望，还特地安排他们参观永济县委修复普救寺的蓝图与模型，并告知这座昔日曾经“神房花木深”的旖旎风光的古刹两年后将重现于世。

从普救寺回到永济县委招待所，县委的同志盛情请他俩留下墨宝。才思敏捷的王老或许在参观过程中早已诗兴大发，此刻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题有《普救寺偶题》两首七绝：

白马将军义薄云，书生笔阵扫千军。中条山色黄河水，长与莺娘驻好春。

青年心事慕崔张，曾继三王注乐章。老去尚余绮思在，自携海燕过西厢。

前一首写的是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张生写信给友人白马将军杜确领兵解围才得以平息。诗人感叹这里的好山好水，给莺莺带来美好的春天。其中“莺娘”二字，出自《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红娘请宴”张生唱：“为甚俺莺娘心下十分顺？都则为君瑞胸中百万兵。”后一首是诗人称自己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羡慕崔莺莺与张生的真挚爱情，故继“三王”即明代注释或题评《西厢记》的王世贞、王骥德、王思任三人之后，重注这部名著。当时，王季思虽已是八旬之翁，却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因而才偕同太太姜海燕来游这座因《西厢记》而闻名于世的古刹，重温一下这个美妙绝伦的爱情故事。王先生正要提笔题诗，突然发现自己的手颤抖了起来，怎么也不听使唤，便对蒋先生说：“手抖得很。劳你的驾，代我写一写。”蒋先生笑着说：“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只好写了。”末了，写下“王季思诗，蒋星煜书”一行清秀有力的毛笔字。

如今，这座闻名中外的古刹早已修复，坐落在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的塬上，远远望去，殿宇楼阁，廊榭佛塔，依塬托势，逐级升高，给人以雄浑庄严、挺拔俊逸之感。王先生与蒋先生虽然均已作古，但他俩当年游览普救寺的这段佳话仍在当地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