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孔家庄。这是一个空间实体，它存在于广袤的中国农村版图的某个角落。生活在角落中的孔家庄无须表明自己的位置，可能是北方吧，也可能是南方。总之，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你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村庄，以及类似的人和事。也就是说，孔家庄更准确的地理意义上的名称应该叫：中国贫困村。当然，这并不妨碍它在广播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确有所指”：山西吕梁地区某个被称为“孔家庄”的村子。我们都知道，那是艺术虚构的必然，它必定要落在一个具体的“舞台”上。

现在，这个舞台上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此外，他们还拥有年龄带来的天然优势：强健的身体，对未来和远方的憧憬，感知和认识自我与世界的饱满热情……这些因素构成了他们内在激情的核心：自信和力量。自信和力量必须释放，在孔家庄，他们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便是释放的一端，或一种路径。还有另一种路径，那就是爱情。

在此，劳动和爱情又一次被乡村历史扭结在一起，无论是在伦理上还是审美上，它们的正当和美好得到了重申。我想，这部剧的根本精神正在于此。

于是，我在这部广播剧中看到了另一群年轻人，他们是高占武、曹茂林、孔淑贞、小翠儿，60年前他们拉起志愿队开山引水，造福乡里，并收获了属于他们的爱情。——那是山药蛋派的先辈马烽创造的“奇迹”。据说，那部也被称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同名电影一经上映，竟引得无数年轻人心向往之，恨不得立即背上行囊，赶赴流淌着劳动和爱情之蜜的“孔家庄”。我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在那个激情和理想奔流的年代，哪个年轻人能无动于衷呢？而且，那部电影也的确在当时公共话语应许的范围内抵达了“艺术反映现实”的高峰。现在看来，仍不失其经典品格。

而一甲子后的2019年，这部广播剧的适时出现，无疑是对先辈无比真诚的致敬和承应。它的真诚不仅体现在剧名和事情“发生地”的一致，而且体现在叙事和人物的整体规划上。如果将两代年轻人作类比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组对应关系。

带头人（男一号）：高占武—陈学敏。美善化身（女一号）：孔淑贞—孔志兰。

给力男将（男二号）：曹茂林——李晖。得力女将（女二号）：小翠儿——高真真。

拖后腿者：李克明——孔志明。保守人物：老社长——高支书。群众代表：胖大嫂——胖婶。

爱情，则主要发生在前4组年轻人身上。高占武和孔淑贞、曹茂林和小翠儿，陈学敏和孔志兰、李晖和高真真。他们的爱情伴随劳动过程的展开而绽放。他们意气相投、惺惺相惜，他们坚信，他们是改造这个世界的主力军，孔家庄乃至中国农村的历史将会因他们和与他们一样的年轻人而改写。

我确信，这是一种有意安排，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另一种“有意”，即，主创们力图在马烽的高度上“拔节”，他们要让这枝有根的花朵开得更绚丽、更盛大。果然，深植于我们记忆中的乡村变革图景，在新时代话语的召唤下，更换了另一重面影。那些叫“孔家庄”“王家庄”或无论什么姓的乡村落单者，遭遇了新的疑难，面临新的困境。它们的梦想和议程也由此启动，向新的远方迈进。

60年前孔家庄缺的是水，60年后孔家庄缺的是“富”。富裕，这个牵系着历代中国人灵肉的想象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每个人的呼吸深处，并开始转变为切实可行的“普遍愿望”。人们本能地拒绝贫穷，期许生活的富足和安定。人们要确证，在人类实现终极目标之前，还有一个自然的肉身需要得到满足。这是“共同富裕”付诸行动的基本前提。从一部分人先富，到大部分人后富，再到制定“脱贫攻坚”时间表、路线图，中国社会在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时，也在经略着它内部的变局。脱贫攻坚，就是这变局方案中至为重要的一环。

同时，它也至为真实。它就发生在此时此刻，发生在这片古老和新生交揉错杂的土地上。

由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获得了新的动力。前者产生了强劲的叙事欲望，后者找到了行动的坚实土壤。“他们”心照不宣，着意全面重建“孔家庄”的“现实”。

这里原是一片遍布贫穷的荒凉之地，它待在偏僻之处自哀也自足，外部世界对它的影响有限，或者说它面向世界敞开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而且是主动热情的“接受”：接受帮助、资助、援助，接受“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的“扶贫”姿势。孔志明们深谙这种姿势的运行逻辑，所以他们心安于贫穷，不自知地滑入惰性贫穷的深渊。

这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穷。想要在这个封闭的堡垒上打开缺口，必得外部力量的介入。——陈学敏携带知识和热情返乡、梁广厚试行扶贫“造血”、李晖转型农林产业化，乃至当年在孔家庄插队的知青王朝阳倾力相助萃取翅果油的设备，从本质上说，都是外部能动因素的效用。这些“外来者”，用他们的智慧和意志激唤起“孔家庄”的一潭死水，千难万磨之后，滚滚涌动的清泉活水扑面而来。

还记得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那群生龙活虎、敢闯敢干的年轻人吗？他们的精神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来自于“缺水”的紧迫现实，而在广播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尽管“缺富”是紧迫的，但并没有内化为“孔家庄”的紧迫感，没有内化为广大“中国贫困村”的紧迫感，真正让这种紧迫感紧迫起来的只能是也必然是——新时代。当所有人的目光都关切和注视着这片贴有“贫穷”标签的盲区之时，它也就不再是盲区，而是充满希望的所在。

我以为，这才是广播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奉行和书写的“年轻”伦理。年轻当然在年轻人的血液中，但也在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

然后，我们就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老社长的口吻轻松调侃一句吧：“这群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