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年根了，单位工会给每个职工发了一箱山东戗面馒头。馒头不是普通馒头，是老鼠形状的，以此象征鼠年就要到了。我国很多地区都会做花馍，以山东、陕西做的最好。有一年，山东的一朋友给我送来一箱花馍，那馒头、花卷、荷叶饼能有五六种，特别是那馒头又白又大，中间还按着一个大红点，看着喜兴，年味儿十足。

在北方，过年都有蒸馒头、做豆腐的传统。现在一切都专业化了，很多人家就不再亲自手工做了。人们更多的是拿出时间去上网、玩手机、刷微信，即使是过去的看春晚、唱KTV也很难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小时候，人们过除夕大都守夜，现在守夜的人也有，多是年轻人，他们守夜的方式基本是打麻将、斗地主。

在北京郊区，过节的年俗不那么讲究。人们忙碌的是买上大小礼品互相拜年。在贫穷的年代，人们对年是相当的渴望的。似乎只有这年到了，这一年的希望才有盼头。在农村，各村之间的年终分红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刺激的。十里八村的人们见了，通常会简单地问，你们村今年合多少啊？这里所说的合多少，是指一个工分等于多少钱。如果一个人说五毛七，另一个说九毛二，那说少的就会感到无地自容。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京郊的一个乡政府工作。每到年关，都会接待上访的社员，有时三五个，也有时一二百人，这些社员到了乡政府也不外道，抄起我们桌子上的茶杯就咕咚咕咚先喝一杯水，然后就坐在那里跟我们骂他们村里的领导怎么无能怎么分配不公，绕来绕去，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工分低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做法是，首先让他们说痛快，然后跟他们交换意见，最后再把情况反馈到村里，尽可能化解矛盾。而有时候则不然，遇到极端情况，如出现干部社员打架、集体上访，甚至出现抗议、静坐的事，我们就要把村干部叫到乡政府，进行对话沟通，对关键问题，必须表明立场，是干部的问题，就要当场批评；是社员的无理取闹，也要针锋相对，毫不让步。不管怎样，最终都要和平解决。正所谓：谁也不要把恩怨留给新年。

比起社员为工分上访，更让人头疼的事还有。第一个，是乡党委要开会讨论各村各乡镇企业的考核分配问题。这里要涉及粮食产量、上交公粮、生产安全、计划生育、企业总收入、生产利润等等，会议常常要开几天，有时要通宵达旦。我们党委书记五十多岁，喜欢抽烟斗，喝酽茶，他最大的特点是能熬夜。有许多难解的问题，他一般当时不表态，等到了下半夜，当人们都疲惫不堪的时候，他才亮出来让大家表态，这时的人们巴不得赶紧散会，本来很多还需要讨论争议的问题，就随着书记的态度默认了。第二个，是机关工作人员的奖金问题。在八十年代，奖金是很多人翘首以盼的，由于大家平常工资不高，年龄大的八九十块，年轻的也就四五十块，到年底如果能发个一两千元奖金，那这个年可就是肥年了。我们那时的乡政府归属农场管，财政不独立，经济来源只能靠乡镇企业上缴管理费。乡镇企业当时有十几家，经济效益好的也就两三家。这些企业负责人很霸道，钱多的不买乡政府的账，钱少的耍赖不交钱，弄得几个乡领导非常头疼。往往到了春节前几天，党委书记亲自出马，以检查生产为名，到各企业溜了一圈，才勉强要上一些钱。有几次，我和党委书记在同一个企业遇到，那个企业的领导苦笑着对我说：老爷子又来化缘来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挣工分、评工分、闹工分，包括企业的涨工资、评奖金，是各基层单位屡见不鲜的问题。即使在年底分发各种福利，也是笑话百出。我在农场工作时，一年春节，正赶上我妈他们单位和另一个单位同时发福利。我妈他们单位经济效益好，单位发皮大衣羊卷绒帽子，还有成箱的带鱼、苹果，而另一个单位效益不好，每个职工只发两条不大的鲤鱼。这两个单位门对门，平常职工上班经常一起来，见面彼此也热烈地打招呼。但分发福利这天，我妈他们对门单位的职工下班时间到了，竟没有敢出门的——他们怕看到我妈他们单位的富豪表情！即使有个别偷着跑出来的，也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生怕别人给叫住。我当时就想，真是人穷志短啊!

那个年代过节没有发馒头、花卷的。人们习惯到食堂购买，没有食堂的就家里自己蒸。看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安家只有到了年才能吃一次白馍。而在电影《人生》中，高加林舍不得自家吃白馍，而是把蒸好的白馍拿到城里去卖。这就是那个平凡而又贫穷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面对各种花馍，人们除了欣赏它的好看，谁还在意那面粉的味道呢？因为再好吃的白馍，人们也只是掰一块尝一尝。不管怎样，白馍对于我，还是有着许多的憧憬与回味，在这个似乎什么都有什么又都没有的时代，吃个花馍真的是一种过年享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