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戏”是农民农闲时候自发组织的非专业演出，演员一般以一个村为单位，还有的是从附近村里挑选出来的。我村是卿头镇的大村，有三千多口人，明清时代家戏就唱得红火，能唱戏的人多，除了蒲剧，曾家营村的道情也非常有名，是永济东路道情的代表。改革开放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闹家戏”的人就坐不住了，拉板胡的许师傅，曲子响起，观众时而拍手时而掉泪，他的唢呐演奏也非常出彩，舞台上官员出巡要吹一段唢呐，有鸣锣开道的意思。他用唢呐模仿战马嘶鸣和婴儿啼哭声也惟妙惟肖。蒲剧演唱素以“慷慨激昂，粗犷豪放”著称，在演唱过程中演员大小嗓兼用，行腔高亢奔放，富于激情。伴奏乐队有文、武场之分，文场乐器以板胡为主，辅以笛、二股弦、三弦、二胡等乐器；武场采用鼓板、枣梆、马锣、铙钹等敲击乐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农村电视机很少，农民也没有其他娱乐方式，所以，家戏在群众中很有市场，演员演得投入，观众看得入迷，其他的行当，比如负责服装道具、幕布灯光的人也干得起劲。冬天，农民可以不操心地里的活儿，也不管刮风下雪，吃饱了，喝足了，都涌进舞台后面的排演室，哈着热气，跺着快要冻僵的脚看戏曲排练，现场气氛火热，不时掌声雷动。等小孩子放了寒假，舞台下就更热闹了，零星的鞭炮声叩响春节的门环，年越来越近了，欢乐祥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

我母亲年轻时也唱家戏，我虽然没有看到母亲在舞台上的一颦一笑，但也喜欢看戏。父亲喜欢写作，偶尔也为村剧团编剧本或者整理校对台词。我家在村子中间，紧邻村舞台，每次唱戏，坐在家里就可以听到舞台上铿锵有力的梆子声和悠扬婉转的板胡，小小的我也能哼几个蒲剧段子过门。

李志刚师傅已去世多年，他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上世纪80年代初，我10岁，他大概60多岁的样子。他是我村桥上人，听父亲说过，他年轻时候当过保安团长，整天骑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很是威武。他从不欺负百姓，群众看到他骑高头大马去哪个乡，猜想那里晚上肯定有名角上演好戏。他和蒲剧名家阎逢春同门学过艺，和王秀兰一起上过“雪花山”演出，成了一名专业戏曲演员，在正规剧团一门心思演戏，70年代退休后就加入我村的家戏班子。那时候，村民都尊称他“李师傅”。

李师傅个子不高，身材微胖，常年一身灰色中山装，衣服最上头一个扣子不系，肩膀搭一条白色的毛巾，手里提一个满是茶锈的塑料水壶。他走路有些蹒跚，但是上了舞台便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唱念做打”很是形象传神，他一上台，观众马上注意力高度集中，生怕错过了哪个很小的细节。

他有几部戏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是《周仁献嫂》，嫂子坟前的一场哭戏，他唱得泪如雨下，坐地前挪，配合动作、唱腔把周仁悔恨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观众席上鸦雀无声，大家也悄悄地跟着掉泪，台下吃奶的娃娃都不哭不闹了，仿佛也看懂了剧情。第二是《芦花》，他塑造一个严父形象，前妻生有一个孩子，续弦也生了一个孩子，后妈厚此薄彼，父亲都不知情。严寒的冬天，一个孩子瑟瑟发抖，另一个却热得冒汗，老父亲细究缘由，原来非妻子亲生的老大的棉衣里装的是丝棉，老二棉衣里装的是“张棉”（一个地方产的棉花），父亲大怒，斥责妻子为何三般两样。最后妻子认识到错误，表示今后要一视同仁。李师傅把一个父亲的慈爱和对后妻的愤怒通过“须生”舞台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想起我不识字的奶奶在世时说过的话，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道理。“戏曲里不是奸贼害忠良，就是相公找姑娘。舞台上演的戏和现实里是一模一样，教育大家积福行善。”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戏曲或多或少影响着国人的行为。第三是《火焰驹》，演员“骑马”从后台出来前，一团火焰先喷射出来，当时不知道怎么弄的，甚是惊奇。李师傅一身黑色戏服，挥动马鞭骑着“火焰驹”威风凛凛出场。那个时候的家戏没有“声、光、电”和舞台美术，这个喷火很能吸引人，特别是台下的娃娃们，一个个目不转睛，小手掌拍得通红。他的舞台功夫种类繁多，如帽翅功，都演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村像李师傅这样酷爱戏曲的小人物还有很多，没有人为他们撰写历史，地方戏曲史上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舞台形象存在于方圆百里老百姓的心中。李师傅一生钟爱蒲剧，并为之“献身”，他义务唱家戏不计报酬，他带徒弟传授绝门技艺，他的高尚情怀在群众中广为传颂。小小的家戏舞台何尝不是他人生的大舞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