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1日，“世界大同 天下一家”首届中国大同关公文化周在古城里的关帝庙广场启幕。新闻媒体报道，市民代表进行了敬香、诵读祈福文等传统文化体验。随后，伴随着鸣锣开道声，关公巡城表演开始，沿途有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与此同时，戏曲展演拉开帷幕，《李三娘》《二进宫》等传统剧目与观众见面。从现场的画面看，虽然说关公巡城队伍的服装混搭得待推敲，演出的剧目也非关公题材，但还是能够看出关公文化的影响深远、中国人对关公形象的认可。

就在此际，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1年度资助项目小剧场戏剧《月下斩貂》宣布，将于2022年8月1至3日公演。取材于民间“关公月下斩貂蝉”传说的这部新创剧作此前已有片段与观众见面，以人文视角开掘关羽、貂蝉、吕布等人物在极端情境下的心理空间，在恪守戏曲传统审美的基础上，张扬富有青春气息和当代质感的诗意情怀。剧中的关羽不再是“红脸英雄”，而是一个不知前路何方的“人”；貂蝉之“美”不仅在“貌”，还有她的“心”和“境”以及对“爱情”的“偏执”；吕布则以“恃才自傲”诠释了个人的“悲”，“飞虎”与“情圣”最终都是云烟。

无论是大同的户外巡游表演还是北京即将上演的小剧场戏剧《月下斩貂》，都说明关公题材是艺术创作与表演的巨大富矿，纵然古人已经创作了很多作品，还是值得后来者继续开掘。记得当年的中国戏曲研究课上就讲到，宋代已出现专门“说三分”的艺人，关公故事就是说唱的重要内容。宋人张耒的笔下还记载过京师富家子看关公戏的故事，“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

《武圣关羽》一书作者柴继光认为，早期的关公戏是流传于关公故乡山西南部的一种傩戏——锣鼓杂戏。锣鼓杂戏以其主导乐器锣鼓而得名。表现关公的锣鼓杂戏有《白猿开路》和《关公战蚩尤》两出。晋东南的上党队戏中也有与关公有关的剧目。《三国演义》著名学者沈伯俊指出，宋金时期北方的院本和南方的戏文已有一批三国戏，其中就有关公剧目。

元代是杂剧繁荣时期，超越说唱艺术和傩戏，关公戏数量大增、质量提高，还出现了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此剧艺术成就高，不仅是关公戏的代表，而且是元代历史剧的杰作。王实甫、郑光祖、高文秀、武汉臣等戏剧大家均参与了关公戏的创作。应该说，元代的关公戏内容丰富、系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关公的生平事迹，在中国戏曲中形成了关公体系。主要剧目除《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还有《关张双赴西蜀梦》《关大王三捉红衣怪》《关云长大破蚩尤》《关云长千里独行》《关大王月下斩貂禅》《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寿亭侯五关斩将》《寿亭侯怒斩关平》《秉烛达旦》等。这些戏曲中，关公均以主角出现在舞台上。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等书中著录的“三国戏”剧目有五十多种，前述作品之外的剧中也多有涉及关公。

明清，关公戏进一步发展，在中国戏曲中的位置逐渐突出。清乾隆帝曾命人编演“历史大戏”，改编《三国演义》为《鼎峙春秋》，其中以关公为主角的剧目就占全部剧作的十分之一。清代戏曲发展繁荣兴盛，京剧、川剧、徽剧、昆剧、淮剧、河北梆子、晋剧、秦腔、戈阳腔、青阳腔等都大量上演关公戏，剧中的关公超越了历史人物而成为关公神。

很显然，关公文化与传统戏剧艺术相互作用，在关公文化促进戏剧进步的同时戏剧艺术也有力地推动关公文化的发展。传统戏剧作为又说又唱又舞的艺术形式，运用演员的形象表演和形体艺术传情达意，既生动直观又通俗易懂，深受民众欢迎。大量关公戏的创作与演出强化了民众对关公的认识与崇拜，使其形象深入人心，并成为忠义仁勇的象征，像一座丰碑树立在人们心中。清代文学家赵翼说，“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与此相随的是关羽地位的逐渐“升格”。三国时，后主刘禅封关羽为“壮缪侯”。宋代将其从“侯”提到了“忠惠公”与“武安王”。“关公”与“关王”的称号由此而来。明朝，皇帝不仅在宫中塑造了巨大威武的关羽像，还将其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朝，敕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大帝”，长达二十六字。清初学者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点评，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

进入20世纪，取材关公的戏剧创作、表演出现了新景象。像20世纪40年代山东解放区剧作家马少波的新编历史京剧《关羽之死》就非同凡响。《关羽之死》主要选择了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历史故事进行改编和创作。著名作家阳翰笙在为《马少波戏剧代表作》所作的序中，高度评价马少波的新编历史京剧及其艺术成就，肯定《关羽之死》在中国红色戏剧史中的重要位置。

当代，关公依然是戏剧创作、表演的题材，无论是对关羽故事加工改造，还是依据史事进行演义移植，或者进行虚构，都在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提升审美经验。随着公众艺术素养的不断提高，关公戏无疑还需要继续创新，在传承与突破中赢得新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