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剧”小戏给原创话剧舞台带来的启示
 “新国剧”小戏给原创话剧舞台带来的启示
2023-06-07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熙涵
话剧《黄粱一梦》剧照

近来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一部70分钟的“小戏”《黄粱一梦》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出戏在YOUNG剧场的大戏台制造了一场梦,台下的观众中也有人真的做了一场梦,但更多观者则胸中顿生“黄粱梦,未觉枕,几经秋”(王以宁《水调歌头·呈汉阳使者》)的情感共鸣。尤为难得的是,它是一次使用“中国材料”提炼“中国方法”表达“中国思想”的舞台实践,是近十年来话剧舞台上难得一见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戏剧,构思精巧的同时探索了“新国剧”在当下的可能性。

演出结束,在满场米香飘散的氛围中,在该剧中担任“说书人”的特别出演、中国演出协会常务理事傅维伯出来面见观众并透露,这部由中国导演黄盈导演并编剧的作品,迄今已走过十多个年头,累计演出96场。这部没有豪华置景却有着豪华想象力的作品自问世以来,所到之处均引发热烈讨论并留下良好口碑,凭借着“最中国”的戏剧表达,它多次受邀前往新加坡、德国、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进行演出。

提到黄粱一梦,不得不提三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元代马致远等人合著的《黄粱梦》和明代汤显祖的《邯郸记》。正是这三部作品成就了黄粱一梦,使这四个字名扬天下。《枕中记》中的黄粱一梦故事,是大家最为熟知的典故,说的是唐开元七年,一位名叫卢生的书生进京赶考,在邯郸客店偶遇道士吕翁,向他道出心中的不如意。道士笑着说:“在我看来,你谈吐不凡,身体健全,没有大灾大难,有什么不如意呢?”卢生表示:“我自幼熟读经书,本想有机会为朝廷效力,即使不能当上宰相,也要做个重臣,为皇帝分忧,顺便光宗耀祖。然现已过而立,依然一无所成。”吕翁随即拿出一个瓷枕赠与卢生,叫他去睡觉,并说:“你枕着它睡,如意就会随即而至。”说话间,客栈店主正在淘米做饭,用的是小米,也称为“黄粱”。

不一会,卢生就做起了梦,梦中他娶了美丽的妻子崔氏,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五个孩子也都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80岁时,久病而亡。断气时,卢生惊醒,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店主蒸的黄粱米饭还没熟。回想刚才的梦境,卢生叹道:“人生如梦”,遂随吕翁而去。后人将故事中的吕翁,演化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这个梦提醒着世人:所谓功名利禄,不过是浮生一梦,过眼烟云。这里,延伸出了“梦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支。无论是“黄粱一梦”“南柯一梦”还是“庄周梦蝶”,归根结底说的都是“人生如梦”。

这唐代的传奇被一五一十地搬到了剧场里,又是怎样一番演绎呢?隔着半透的帷幕,演出开始了。观众们看着演员们开始在台上淘米,煮饭;演出中,飘出的米香逐渐充盈整个剧场;落幕后走出剧场,人人都可以品尝到一勺演出期间煮好的黄粱米饭,这构建了属于“黄粱一梦”的形式闭环。而舞台对这个故事的呈现上,则借力于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用三弦开场;饰演卢生的演员用京剧勾脸,身后京剧背旗,动作皆用京剧的身段程式来走,其与吕翁的对白是京剧念白与白话文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表现卢生治理水患、出战边疆时,用的是京剧鼓点加水袖的表现手段。而卢生拜相后由一根木竿横穿支起一袭相袍,暗示了卢生起起伏伏、枷锁渐沉的人生。诸如此类,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美学重写意的特征,还巧妙地在写意和写实之间搭起一座观赏的桥梁。

“叹生平、无运道、家贫窘、年纪小”,这是剧中不停重复的一段唱词,也是卢生的人物小传。随着叙事的推进,作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代表,卢生“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一步步走向了破灭。到最后,卢生对着皇帝的画像反复跪求自己“年事已高,告老还乡”,得到的只是一句“不许”,让人不禁唏嘘。这是中国传统文学中“虚妄幻梦”的一次短暂重现。最终梦醒,卢生在最后喊出了心中所愿“只想吃上一口黄粱米饭”,人间烟火的回归在此得到了重要的表述。

2011年,《黄粱一梦》的首演曾经惊艳了世界三大国际戏剧节之一的阿维尼翁戏剧节,获赠“最中国”美誉。当时有段插曲,剧组在飞往法国的飞机上,负责字幕翻译的老师担忧,因《黄粱一梦》文言文和白话文交织,中间还出现了复杂的唐朝官名,法国观众会不会看不懂。首演结束后,导演问一位前来看戏的法国媒体朋友,在他看来这部戏讲了什么。法国人说,《黄粱一梦》讲的是未来。黄导懵了,想观众果然没看懂。这位法国人继续说:“我们老觉得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但我们太在乎未来了,所以会忽略当下。”原来,他不仅看懂了,还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黄粱一梦》。

这给了黄盈以信心,通过一部从内容到形式到审美都“极其中国”的作品,可以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中,找到各自的理解,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1300年前《枕中记》中的寥寥千字,通过十余年的走出去与回归证明了这点。

“承认艺术是具有民族性的,且同时具有世界性;没有前者便不能发出特出的艺术,没有后者,便不能得到普遍的了解与鉴赏。”这是赵太侔在1926年发表在北平《晨报》剧刊的《国剧》一文的开篇语。依据这个前提,在上世纪20年代,余上沅、梁实秋、徐志摩、熊佛西、张嘉铸、闻一多等一众当时的英美留学生,集戏剧、美术、建筑等多元领域之人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国剧运动”。

时间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这样的美学认识在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回顾《黄粱一梦》创作之初,作为一部首演在法国的作品,主创团队没有讨好观众,没有为方便理解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编”,而是着力于从传统艺术中寻找中国式的表达,真正实践了将其与现代演剧结合,以称“新国剧”。在黄盈看来,历史和传统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灵感。“统”代表着历久弥坚的不变因素,“传”意味着随时代更新演变。如果简单地照搬照抄中国古典的艺术样式,那就缺失了我们立足于当下生活对传统艺术的创新与思考。历史和传统给出了无限可供的创作的可能性。

作为“新国剧”探索的第一部作品,《黄粱一梦》证明了话剧这样一种舶来的文艺样式,在当下可以以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国式的表现手段和审美,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舞台表达新路。在那之后,黄盈的“新国剧”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并以《西游记》将此探索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一番启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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