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就是全新的创作
 改编就是全新的创作
2023-06-14  来源:剧本  作者:喻荣军

改编从来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把一个四十三集的电视连续剧改编成两个多小时的话剧,并不只是容量的变化,而是一个全新的创作过程。虽然电视剧和话剧都是讲故事,但是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同样一个故事,创作者采用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既然是话剧,就一定要符合话剧本体的特征。观众在剧场里看的是一场全新的话剧,而不是对电视剧的回顾。对于改编者来说,原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坑,越是经典、越是受欢迎的作品,这个坑就越深。在改编的过程中,我要时刻避免掉入坑内而爬不出来,要始终给自己留下一条可以自如地爬上来的绳索。改编,就是要把原著打碎,在原著的废墟之上建立属于自己的作品。在了解原著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创作就是要忘掉原著,才可能有自由的创作。如此,原作电视剧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可以引用的背景故事和某些场面,而改编必须是一个全新的话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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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很好,很受观众的喜爱,其故事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形象丰满,而且是史诗性的叙述,其最创新的地方就是让那群历史教科书里的人物都突然鲜活起来,有血有肉,像是活在当下。在看完电视剧的基础之上,首先要寻找的是原著可以用的地方,这段历史、这些故事、这些人物,最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必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历史阶段必然的选择,是民族觉醒的必然产物,而这种必然性是由一群觉醒者所带来的,他们的觉醒是有过程的,他们的觉醒唤醒了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们,接着就是更广大的民众,包括工人和农民,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觉醒的过程。鲁迅曾形容那时候的中国就像是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且是万难破毁的,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被闷死,然而从昏睡入死,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然后,突然有人要大喊一声,惊醒这几个较为清醒的人,但是这不幸的少数者,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们?首先觉醒的必然是少数,而他们是痛苦的,正是因为他们的疑惑、不安与痛苦,让他们开始试着去寻找冲出铁屋的可能。他们在自己思想的深处思索着、找寻着,寻求着那道划破夜空的光亮。觉醒是一个过程,对于革命来说它还是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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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改编时,看完电视剧之后,就是要学会试着忘掉,要共同去寻找那个觉醒的原因。于是,我开始大量地查找相关资料,有关那个时代的历史资料,那些人物的传记、他们所写的文章、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的家国情怀与奉献,有些人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切都是为了试着去走进他们的内心,去理解他们的处境,从人物的情境出发去探寻情节。20世纪初的中国,西方列强对我们虎视眈眈,正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的奏折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已处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的时代。清廷倒闭,军阀混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革命虽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政体上也有所尝试,新旧交替之际,思想有着激烈的碰撞。然而,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强推的共和却仿佛突然之间被丢弃掉了,共和死了。革命者惶恐困惑,四散逃奔,革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时候的中国,远山静默,天空不见一点星光,给人一种阴冷、潮湿、凄凉的感觉。提起笔来,心里就有一种遥远、模糊、惊慌的感觉。历史仿佛被淹没了,沉浸其中,能闻到一种死亡的气息,而且透露着一种麻木、腐烂的绝望。一瞬间,我仿佛与这些人物开始对话了,我开始体会他们的感受,创作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和人物融为一体时,事情就由不得你控制了,人物会自觉地往前走,而我所要做的就是跟随。

那是一个令人热血偾张的年代,新旧文化的交锋是那般的电光火石,一切都是新的,有着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从历史的深处迸发出来,形成一种思想,洪流排山倒海似的往前奔腾。而我最想呈现的就是那个源头,那个发轫之地。从1915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一种力量始终在历史的深处涌动。故事开始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相遇,我想集中地去体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对于青年们的影响和期待、他们各自思想转变的过程。他俩刚开始的认知并不一致,即便是到了最后,他们的认知还是不一致。但是在觉醒的过程之中,他们一直在思索,一直在改变。他们相互欣赏,求同存异,最后共同萌发建党的愿望,这是他们各自觉醒的过程,不同步、不一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却都达到觉醒的目的。同时,这个戏也是一个群像戏,因为觉醒的并不只是他们二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尤其是一代年轻人,最终影响了整个民族和国家。觉醒的过程是痛苦的,有着各种各样的阻碍,但是新生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也是历史的必然的趋势和选择。

当时,陈独秀认为西方列强不仅强在武力上、政体上,它们更是强在思想和理念上,而中国的思想和理念是落后的。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的就是中国人的思想,造就一代新人。他指出当时列强并立,皆挟其国家与我相争,卧榻之旁,敌人鼾声如雷,然我国人却沉梦不醒。千年之古国,将沦陷于异族,黄帝之子孙,将断然无生机。这是他对于国家和民族深深的担扰,这让他开始从思想深处寻找改变之道。同样,李大钊也觉得举国父老乡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回望神州,仰天悲愤。四万万同胞,丹心碧血,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这是李大钊的担扰。而最终他们都付之于行动,于是才有了改变。在觉醒的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一帮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思想阵地,大声疾呼,试着唤醒深睡的民族,而最初被唤醒的就是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这些年轻人。陈独秀开出医治中国疾病的两大药方——科学和民主。毛泽东说《新青年》是他的宝贝,是救命的药,已经在他的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周恩来也说《新青年》深深地吸引了他,晨起读之,晚归复读之,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心田。《新青年》的创办过程是这个戏的一条线索,它也是这群人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当时在北京大学里面,新旧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在蔡元培的鼓励与推动之下,迸发出光芒四射的火光,照亮了青年们的心智。当时中国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更是提供了戏剧性的背景,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从思想启蒙到革命运动,历史向着既定的方向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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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这个戏的关键词,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曾对青年抱有极大的希望,甚至李大钊当时自己也只是个青年。陈独秀以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时期。他认为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于人身。青年就得要思想革新、要民主觉悟。李大钊以为青年就是要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是发自青年的呐喊,振聋发聩。

当然,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他们寻找革命之路的过程注定是极其痛苦的,凤凰涅槃,才能重生。他们情感深处的真实是需要我们去寻找的。在电视剧中,并没有过多地涉及这些人的情感生活,对于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感情生活也只是点到为止。我试着去寻找他们的婚姻、情感和生活真实,这里有许多有趣的现象,例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与鲁迅四人的原配夫人都是目不认丁的旧式女子,她们都比自己丈夫的年龄要大,甚至都同样裹着小脚,那是中国当时文人知识分子婚姻的常态。可是面对大体相同的婚姻,这四个男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陈独秀与高氏姐妹,李大钊与赵纫兰,鲁迅与朱安、许广平以及胡适与江冬秀,他们后来都有着不同的人生结局,女人们的命运当然也不尽相同。于是,我把他们都放在一场戏里去表现、对比、放大,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去探讨当时男人们的困境,以及女人们的觉醒。江冬秀和高君曼是最先觉醒的,她们独立而自由,却也有着不同的结局。生活在不经意之间往往就露出残忍的一面,这些男人和女人也都被咬得遍体鳞伤。隔着历史去打量他们,我们何尝不曾伤痕累累。

我们经常处于历史的洪流之中而不自知,处在生活的浑浑噩噩中而不自知,但觉醒者就不一样,他们从不安分守己,从不循规蹈矩,他们深知自己的痛苦,他们看清生活的本质,他们睁开眼,目光如炬,照亮夜空。他们爬起身,身手敏捷,纵横开阖。他们是觉醒者,思想的觉悟带来了改变的力量,他们试着去反抗、去争斗,而历史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而露出了生机,于是,他们就创造了历史,而不仅仅是被咀嚼的残渣。隔着百年的历史,我们依旧能感受到觉醒者的力量。

感谢这些觉醒者。是为记。

(作者系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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