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已逾百年，如何运用传统艺术创作出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现代作品，是艺术家们一直努力探索的课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新编戏曲现代戏，不仅要兼具戏曲本体特征，还要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不仅要有现代舞台科技的技术支持，还要突出戏曲艺术的舞台美感，让新老观众都“能”看下去并“想”看下去。据此，由山西省晋剧院编排演出、青年演员师学丽主演的新编大型晋剧现代戏《红高粱》提供了一个创演范本。通过将经典名著与地方戏曲结合杂糅的方式，使得晋剧《红高粱》成为一部具有强烈地域文化特点的现代戏，其中在念白与唱词方面的创新更是可圈可点。

地域特征弱化处理，语言特征强化处理

莫言创作的小说《红高粱》本是描写山东高密地区的抗日英雄悲欢离合的故事，是一部具有北方方言尤其是山东方言的文学作品。如果由以其他方言为基础的剧种来排演此作品，在语言方面，念白与唱词的编排是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山西省晋剧院在一开场就进行了这样的处理：地域特征弱化甚至虚化，语言特征则进行强化。在地点上，该剧故事不再发生于山东高密，而是在山西地域内；人物念白上采用山西方言，唱词也是有着浓郁的晋味儿风格。这既能从根本上解决语言问题，又能将晋剧在念白与唱词方面的曲种特色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笔者以为，在方言处理上，很多地方戏的现代戏改编均可借鉴这种处理方式：既符合地域特点，又与原著的主旨精神不背离。同时，该剧还不用生搬硬套其他剧种排演过的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无论是改编自小说，还是改编自其他剧种的名剧，抓住本剧种的艺术特色，将其合理、高效、有特点地融合于新编剧中，才能在整部戏的排演中发挥本剧种的艺术特色和魅力，将新编或改编的戏以本剧种的特有形式真正立在舞台上。

高频错位运用唱词节奏，新颖采用文学排比

在晋剧《红高粱》中，唱词节奏有错位的运用，具体体现在：一方面人唱与伴奏不同步，节奏上二者相差二至三拍左右，形成错落有致的效果；另一方面，伴奏与人唱不在同一声部，形成现实与内心反差的效果。尽管很多传统戏曲中都有这样的演奏手法，但这种将传统戏曲唱词节奏错位与欧洲歌剧唱法、多声部合唱技巧相融合的排演方式，在戏曲现代戏创作中却并不多见，其演唱方法与唱词设计较为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方式。另外，晋剧《红高粱》中高粱酒烧好后的“敬酒联唱”，其唱词采用文学作品中的排比式，气势恢宏、阵容庞大，有振奋人心的效果和氛围，令人印象深刻。

大力传承古韵唱词，延续传统戏曲中的意蕴之美

晋剧《红高粱》具有古韵的唱词，也是一个亮点。戏曲现代戏文本的创作，无论原创还是改编，其中一个较难的创作部分就是唱词。自有戏曲以来，一部戏能否成为经典、流传深远与否，戏曲文本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唱词又成为重中之重。纵观诸多现代戏的创作，剧作结构、导演技巧、唱腔运用、武打身段，大多不会成为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绊脚石，唯有文本创作难以延续传统戏曲中的意蕴之美，这就凸显出戏曲文学人才培养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大部分现代戏的唱词相对直白，几乎接近现代汉语，而古典文学中言简意赅、传情达意的特点，以字代情、以词代韵、以句带境等体现戏曲唱词的意蕴之美，在当下现代戏的文本创作中较难寻觅。在通过创作实践培养有古典文学情怀的戏曲创作人才方面，晋剧《红高粱》做出了一番努力。

晋剧《红高粱》念白与唱词的可提升之处

第一，肢体动作与人物念白要相辅相成。晋剧《红高粱》中的角色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因此，对于日语的处理就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究的问题。当剧中出现日本军人时，他们说的都是日语，而戏中的中国人时而听得懂日语，时而需要翻译，这就会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混淆：到底这些中国人是否听得懂日语？比如第一幕，余占鳌抢亲时出现日本军官，其在说了几句日语后，余占鳌他们几个轿夫就瞬间明白了军官的邪恶目的：“留下花姑娘”。可此时此刻，日本军官的肢体动作少之又少，怎么可能让几个大字不识的中国老百姓仅凭几句日语就瞬间理解日本人的意图？如果日本军官做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动作，还是可以辅助中国人理解其语言内容的，可惜，在晋剧《红高粱》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诠释情节。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相辅相成的肢体动作辅之以人物的念白或唱词，能够很好地将观众带入情境中，做到不出戏、不跳戏，这样观众的思绪才能与戏剧情节同步进行。

第二，语言风格要统一。扮演日军的演员在整部戏的台词方面不够统一，时而说汉语、时而说日语，对此，中国老百姓都能准确无误地第一时间理解透彻。如在日本鬼子将众百姓赶至村中空地处，逼迫百姓说出余占鳌的行踪时，日军军官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说了一大段日语，百姓貌似全都听懂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逻辑。因此，剧中应让不同人物的语言风格相统一，尤其是扮演日军的演员的念白与唱词，不仅需要将其肢体动作与台词和谐统一，还应在剧中设计一个翻译官的配角角色，让剧情更符合历史情境和逻辑设定。

（作者单位：内蒙古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