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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郁·魔幻·残酷

2024-01-08 发表|来源:文艺报|作者:宋宝珍
话剧《红高粱家族》剧照 江苏大剧院供图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长篇小说代表作,也是经典文学宝藏。经牟森改编并导演,江苏大剧院出品制作,它以话剧面貌与观众见面。尽管它在电影、电视、戏曲的七八次改编之后出现,小说的主体叙事已为众人熟知,但是此次话剧改编还是别具匠心,不仅是跨媒介的艺术呈现,更是抗敌主题、人性内涵、生命哲思的深度阐释。

戏剧叙事需要遵循时间线索,但是它首先是空间艺术,发生在特定场域。剧场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心理空间、情绪空间、仪式空间、隐喻空间、生命空间的集中体现。高密东北乡作为莫言创造的文化符号,在戏剧意象中被凸显并被赋予魔幻的诗学魅力和丰富的生命意味。此剧浓缩、凝练了小说汪洋恣肆的故事铺排,以第一人称叙述“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的人生传奇,以全能视角展开高密东北乡农民喋血原野、抗击日寇的悲壮历史。这里是风云激荡的历史的一角,是乡土中国农民镜像的一斑,这里逼促而幽深,苦瘠而丰沛,野性而浑茫,激越而沉郁。这里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土地浸染着血汗,孕育着生机,地里的红高粱一望无际,它们朝着幽暗的泥土深扎,朝着自由的云端滋长,“我爷爷”“我奶奶”高粱地里的野合,宛如红高粱在风中聚合摇荡,“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被高粱酒浸泡的血液,绝不会在强敌面前屈服,他们拿起最简陋的武器,带上自家的高粱酒,在抗敌战场上快意地奔突,被击穿的身体,血液如泉水般喷涌。此剧讲述了高密东北乡人们的生、爱、死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作为戏剧的突出意象,剧中表现了魔幻的、单一的红高粱,树一样的枝干,垂着饱满的穗子,还有铺在地上的高粱种子,以及由红高粱经过岁月沉淀酿造出的高粱酒。大地上舒展的红高粱、撒尿酿造的高粱酒、烈酒浸泡的热血共同创造了一种戏剧情境,凸显了生动意象,形成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精神象征。红高粱是舒展的、蛮性的、自由的、奔放的、生长的,也是魔幻的、隐喻的、象征的。戏剧最后,高密东北乡的人们召唤那些藏在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为他们吟唱颂歌和挽歌,那样的仪式性场面,令人感慨唏嘘,荡气回肠。

此剧关注人的存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在生与死、爱与恨、框囿与自由、肉体与灵魂等方面展开深入思考并进行艺术呈现。剧中人不是观众习见的非善即恶、非正即邪的形象,而是按照他们固有的文化逻辑、乡土观念和生命势能行动的人,他们以行动的结局为生死定义。“我爷爷”任性率情、快意恩仇、倔强威猛,与他不同时期的三个女人的爱情,也彰显出野性的占有欲和自由奔放的个性。日寇侵占山东,侵扰乡土,“我爷爷”拉起乡民武装,自发反抗来犯之敌,捍卫乡梓族群利益。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受任何一方势力的控制,既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土匪头目,也是出生入死的抗日勇士。“我奶奶”在战场上身中枪弹,弥留之际慨然宣称:“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剧中高密东北乡的人们,是野地里生、野地里长,也注定在野地里死的一群人。

谈到《红高粱家族》,不能不谈它浓郁的诗意,然而真正的诗意都不是一般情绪状态和认知表层的东西,而是含有形而上学的人类特质的生命力量和精神内涵。《红高粱家族》的诗意与它所呈现的残酷美学密切相关。法国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说过:“我所说的残酷,是指生的欲望,宇宙的严峻及无法改变的必然性,是指吞没黑暗的神秘的生命旋风,是指无情的必然性之外的痛苦,而没有痛苦,生命就无法施展。” 残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来没有因为经济发展、文化积淀而减弱它的力量,作为一种艺术美学概念,残酷不同于暴力美学的感官刺激,它自有其哲学内涵。

“我奶奶”的父亲为了一头大黑骡子,将女儿嫁给麻风病人,在这里,一个姑娘的生命价值小于一头骡子,所谓的父爱是赤裸裸的贩卖。生死选择面前,“我奶奶”只能权衡得失,勇敢自救。她在酣畅淋漓的野合之后,泪眼婆娑,告诉余占鳌“他真是麻风”,余占鳌为此杀死单家父子。日本鬼子逼迫孙五去剥罗汉大爷的皮,“我奶奶”与恋儿在爱情争夺中针锋相对,独居村外的恋儿在鬼子的蹂躏下生不如死,战争中的血肉横飞、尸横遍野,野狗在河滩里争食人的尸体……这些都是残酷,它们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劫难、生生不息的历史缩影。小说《红高粱家族》在戏剧改编中,不仅活化了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生发了原小说的现代性美学价值。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