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二人台在康保一带除卖艺乞讨表演外，在一些大众场合也有了较正规的表演。表演时一般为一、两人，并且有了丑、旦之分，旦角由男性扮演。场地大多在露天，观众在四周欣赏，唱腔也出现了快、慢、流水等板式上的变化，艺人们边打边唱、载歌载舞。

民国中期，康保县一些富户招徕戏剧班社在康保县演出道情戏以及山西梆子。在演出时，二人台也与戏曲同台演出，开始了由地摊艺术到舞台艺术的转化过程。在和道情等剧种的同台演出中，二人台不断借鉴道情的戏曲表演形式，增加了剧目、牌子曲，为了增加表现力，吸收了戏曲舞蹈动作，运用本地的方言土语、歇后语、俏皮话作为念白，丰富了说唱形式，由原来的“唱”故事而为“演”故事。艺人们将民歌的内容改编成有人物、有情节的剧目，人物多时，除旦角扮演固定人物外，其他人物则由丑角一人完成，以头戴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帽子区别角色，俗称“摸帽戏”。民国中期，康保二人台终于发展成独立的地方艺术。

“打软包”是由班主领班，大伙搭班组成的职业性的演出班子，每班不过五六人左右。因其服装、道具简单，仅装几个包袱，故称“打软包”，是康保二人台的另一个叫法。“打软包”班主称“出当子”，搭班人称“入当子”。20世纪20年代，康保出现了3至5人的小戏班，当时，尤八子、愣板头戏班、李飞高、四鸽子戏班、李亮(艺名二姑娘)戏班、孙廷高(四朵花)戏班、郑明礼(骆驼旦)戏班、叶禄戏班、小宝子戏班经常在康保一带演出。此种演出主要还是“打地摊”形式。赶庙会、赶“事业”(婚丧大事)、赶“时节”(如割洋烟等)、逛宝局、商号、店铺，在街头、院内、大厅有张高桌便可演出。演出报酬有的给钱，有的给粮食、瓜果、食物等，演员按月或按季分红，称做“开股子”。给官员富户演出，演的好了，还有赏钱。这一时期，康保一带比较著名的二人台戏班是以丁五子为代表的“平地楼”班。丁五子，原名丁义祥，是将康保二人台由“坐腔”形式发展到载歌载舞小戏形态的改革者与实践者之一。

1928年，丁义祥与李福荣(二毛旦)、孙廷高(四朵花)、李飞高(荞面旦)、李占美等人商量组建丁五子戏班，班子保持在10人左右，在张北、康保等地打土摊演出，演出完毕即打包赶往别处。期间，主要演出剧目有《珍珠倒卷帘》、《走西口》、《顶灯》、《观花》、《车倌叹十声》等传统剧。康保二人台凝聚了当时察北地区包括张北、多伦、沽源、商都、宝昌、康保等地艺人们的心血和汗水，也与这些地区广大群众的喜爱分不开。艺人们扎实的表演赢得了百姓的欢迎，每逢班子到来演出，百姓兴致高涨，他们围坐四周，尽兴方散。当时流传着“宁卖二亩地也要闹家戏”的说法，这里的家戏，主要指二人台。

1929年，察哈尔省一带遭受大面积旱灾，康保的百姓面临着生存考验。丁义祥等艺人把1929年大旱以来导致的一幕幕惨剧以打玩艺儿的形式编成唱词演唱。后来在改编长篇叙事民歌《大烟鬼卖老婆》的基础上，对其予以进一步加工，最终编成大型传统剧目《回关南》《回关南》讲述的是白三跑到口外当了长工。民国18年口外大旱，为求的活命，白三携妻儿回口里，途中白三病倒，在乔山、任板嘴的威逼下，被迫卖了妻子，领着两个孩子靠卖艺糊口度日。这一剧目由丁五子、四朵花、荞面旦等艺人表演，将生离死别、艰难挣扎的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回关南》述说的是移民们的苦难史、血泪史，和《走西口》一样，是康保二人台艺术发展中载入二人台艺术史册的重要作品。

1931年，应张家口北市场茶馆老板马老四的邀请，丁义祥、董举(吹塌天)、孙泰山(满天星)、吕宝善(水仙花)、张有山(三朵花)等人搭班到张家口市演出，他们朴素粗犷的表演形式，有乡土气息的唱腔，诙谐风趣的方言使人耳目一新。从张家口市返回后，丁五子戏班的足迹遍布坝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康保二人台孕育了中国北派笛子艺术，其创始人是冯子存。在康保等地长达27年的卖艺生涯，奠定了冯子存笛子艺术风格的基础。冯子存曾在丁五子等班社搭班演出，他们为康保二人台艺术的发展、成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冯子存、丁五子等艺人吸收其他剧种的艺术特点，不断革新二人台艺术，推动了康保二人台艺术在这个地区的广泛流传。

从村野小调到登上大雅之堂

康保二人台随着职业或半职业演出班社的大量涌现和流动演出，开始向更大的范围流布、传播。外地艺人为适应当地人的口味，在演唱方法和表演技巧方面逐步调整，向本地的民歌、表演形式靠拢;本地的艺人，也不断向外地艺人学习新民歌、新演技，在演唱方法、表演技巧方面都有所提高。

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二人台艺人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状态中，由于他们没有文化，曲调、剧目全靠口传面授，未经文人加工整理，卖唱艺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但是，康保二人台是源自民间的艺术，“土生土长土里料，土言土语土腔调”，二人台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与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康保二人台走上新的发展之路。“舞帕飞旋锦扇开，万人争看二人台，霸王鞭响春风起，花雨缤纷燕去来”。这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热情讴歌二人台的诗篇。随着二人台的茁壮成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二人台。每逢二人台演出，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们，三五成群，扶老携幼，争看二人台。康保二人台在经历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挣扎之后，迎来了曙光。

1953年，张家口选派了康保二人台艺术代表人物丁五子、四朵花、冯子存等参加了河北省首届群众文艺汇演，他们的演出受到大会好评，随后，选拔冯子存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文艺汇演。冯子存用二人台曲牌子改编成笛子独奏曲《喜相逢》，一曲终了，轰动了北京城，并赴朝鲜参加慰问演出。

至“文革”前，康保县专业、业余二人台剧团达到300多个，几乎村村有剧团，二人台专业、业余演职人员上千人，整理出康保二人台传统剧目《回关南》、《五哥放羊》、《烂席片》、《表姑娘》、《报花名》、等100多出。虽然演出条件艰苦的，但全年各种演出达数千场。一位老艺人回忆：“在演出时，玩扇子的手冻得麻木，但没有掉队的。每到一地，受到农民的欢迎，村子里一听说戏班来啦，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演员们吃着群众的饭，演着群众的戏，正是二人台，让演员深深地融入了群众之中。

1963年冬，康保县民间歌剧团在北京延庆、昌平、海淀等地演出，剧目有《挂红灯》、《走西口》等，历时将近一年，受到热烈欢迎。

时光荏苒。康保二人台剧目不断丰富，创作演艺队伍在扩大，并以期独具特色的自身优势和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二人台流布地区产生了影响力。

康保二人台具有的丰富内容和独特表演形式，在我国“走唱”类艺术中特别少见，丰富了我国的戏剧艺术史。

康保二人台发展大事记

1877年，“丁戊奇荒”大旱灾始，涉及晋、豫、陕、冀、鲁等地，灾民为求生计，走口外，反映这一历史的民歌《走西口》开始传唱，也传入张家口坝上。民间艺人把蒙古民歌、好来宝、长调等说唱艺术交流融合，形成了一种集说唱、表演、秧歌为一体的民间艺术——打坐腔。

1902年，进入康保草原的移民把内地更多的民歌、秧歌、道情，等剧种传入，不断丰富本地刚刚兴起的东路二人台戏剧艺术。

1904年，中国著名北派笛子演奏家，二人台音乐大师冯子存出生。

1914年，坝上草原出现一批走街串户乞丐，他们大都以卖唱为生，称为“门楼调”。

1918年，我国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通车，京剧、河北梆子、评书、大鼓等在康保演出。

1924年，艺人们把“水刮张家口事件”通过演唱形式描述，使这一事件较深的记忆在民众心中。

1928年，康保二人台艺人丁义祥(丁五子)、李福荣(二毛旦)、孙廷高(四朵花)等组班，表演《拔大葱》、《珍珠倒卷帘》、《挂红灯》、《要女婿》等剧目。

1930年，丁义祥遇到冯子存。

1931年，丁义祥等二人台艺人搭班到张家口市茶馆卖艺。

1936年，玩艺儿班子开始进入俱乐部。

1945年， 张家口建立旧剧团联合会，坝上唱玩艺儿的艺人观看演出，借鉴兄弟剧种的表演程式，以革新二人台表演。

1946年，康保县举办庙会，玩艺儿班子表演传统剧目《回关南》、《五哥放羊》等。

1949年，康保县有玩艺儿班子36个，艺人380人。

1952年，康保艺人对二人台传统剧目挖掘整理，剧目有六十多个。

1957年，康保县第一个专业剧团康保县鸣花剧团成立。张家口选送的东路二人台节目《打金钱》、《打樱桃》等参加河北省音乐舞蹈汇演。

1959年，康保县选送《挂红灯》、《走西口》等参加全省戏曲汇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