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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鹰:我的戏剧前半生

2021-12-19 发表|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王晓鹰
王晓鹰

1977年,停滞11年之久的高考重启,莘莘学子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我也不例外,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的一员。幸运的是,很快,我就收到了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专业实用,前景光明。但是,再三思量,从小耳濡目染的戏曲家庭氛围,早些年文工团的艺术实战经历,这些根植在记忆里的艺术文化基因,让我毅然做出了令当时大多数人不解的决定——放弃入学重新高考!

犹记得初入中央戏剧学院时,我作为1979年中戏恢复招生后第一届导演系的学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种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切心情,现在回想起来,依旧激动万分。这跟现在考上大学的激动是很不同的,现在的年轻人把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看作天经地义的事,但对于那时的整整一代年轻人却是天翻地覆的改变,这种个人命运的改变当然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改变一起来的,让人倍感珍贵。正是因为这样的学习机会意义深刻且来之不易,所以,敏而好学、孜孜不辍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蔚然成风。

我的同学们,同样是经过严格选拔考进来的,年龄都比我大,有的有丰富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深入的洞察,有的有很深的文学修养甚至入学前已经发表了小说,有的在剧团已经有了很多创作实践经验,是“台柱子”。总之,对于学习导演的本科生而言,我的基础最差,底子最薄。曾经我也是佼佼者,如今跻身更优秀的群体中,内心的迷茫一下子就被放大了。当时我正值大一,深冬的夜,两三点,中戏交道口的胡同里冰天雪地,你会瞧见一个紧裹厚棉袄的少年,来回地小步走着,美其名曰思考艺术创作,实际上,他正被各种各样迷茫的情绪裹挟着,那个少年就是我。

谁的青春不迷茫?

幸好,迷茫之时,我的老师给予了我最诚恳最有力的帮助。一遍遍不计次数的耐心疏导,针对我的作业问题精而准的纠正,尤其让我深刻明白:何必把一次作业得失放在心上?作为未来的导演,以后不仅仅要面对一部戏,还要负责整个剧组,甚至整个剧院。“说话靠作品”,作品问世后将会面对社会对你的检验,褒扬也罢,批评也罢。大情怀、大担当、大境界,这样的心理素质才是一个导演需要具备的。恩师的因材施教让我获益颇多,所产生的正向影响让我不再迷茫,不再患得患失,而是激励肯定自己,挖掘自己的闪光点。有了这些“渐悟”,接着就是“逆袭”的过程,我开始赶上班级整体的脚步,开始崭露头角,开始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

导演专业本科五年,因为我学业表现优秀,早在我大三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表示,希望我毕业之后可以留校任教。转眼临近毕业,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向学院表达了想要我去做导演的意愿。当时导演系的领导就我的情况,进行了很负责任的思考和评估,还专门征询了中央戏剧学院当时的院长就是后来我的博士生导师——徐晓钟老师的意见,晓钟老师非常严谨地说:晓鹰留在学校会是个很好的教师,而如果有机会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做导演,对他将来的发展更有利。最令我感动的是,我的艺术发展道路乃至整个命运的决定都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对学生极端负责的老师们为我选择的。

毕业后第一年,即1985年,我独立排演的话剧《魔方》上演,一位德国观众看完大受触动,邀请我去德国看戏学习。在德国的三个月,总结来说,就三件事。第一件事,找房东借自行车;第二件,到街上买所在城市的地图;最后一件,买当地剧院演出信息的小册子。每天,我骑着自行车,拿着地图,满大街找剧院看戏,看完戏就做笔记。这就发生了一件趣事。曾经有段时间,我往返于东西德,日子一长,我就被边检人员“盯上了”。“你每天穿行于柏林墙,具体是做什么呢?”说着,边检人员就开始检查我的背包。于是,我就把满口袋的戏票给他看,同时递上我的名片,上面用英文写着:王晓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边检人员先是一副惊讶的神情,随后很热心地送我过边境,最后不忘说一句:“非常欢迎你来观看我们国家的戏剧!”

后来,我也去过其他国家看戏,跨文化所带给我的艺术冲击力,比如,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情感表达,娴熟的视听语言技术等,这些在我之后的导演经历中,都慢慢融合进我自己的创作意识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照搬,相反,我一直在探索并鼓励:中国戏剧美学的现代化表达。一味借鉴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原创戏剧应不断地推陈出新。我们应该用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去进行跨文化交流,不局限于服装、语言等形式上的现代化。如此,才可以更好地观察和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当下许多年轻人的戏剧都有很多活跃的创造,但其中有一些是以“实验戏剧”为名的“娱乐戏剧”,这里当然有争取生存的实际问题,但如果年轻人的戏剧中缺少真正的“实验精神”,戏剧的整体发展将会因缺乏来自艺术创作内部的驱动力而黯然失色。而这种驱动力,恰恰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过艺术来感知生活,体察社会,建设性地形成自己的反思和理解,进而以新艺术语言、新的艺术边界去进行自己的表达。当然,营造真正健康的戏剧市场环境,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努力,给予探索性戏剧多一些宽容和鼓励。这样才能让戏剧在本质意义上得到向前向善的发展。

我刚参加工作时,对自己提出的目标规划是做好导演实践创作和导演理论研究,这两条线须同时发展。这也就是工作后,我考取了徐晓钟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继续坚持学习戏剧理论的原因。理论和实践的“知行合一”,让我在之后的导演生涯中受益良多。

(李晋荣 荆昭延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