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晋剧艺术网顾问王笑林/文

由山西省晋剧院创作排演的晋剧现代戏《红高粱》编剧龚孝雄、导演石玉昆，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演出的。省晋剧院著名演员师学丽、孙昌、金小毅等担纲主演。

莫言的《红高粱》小说的名气几乎家喻户晓，其主要人物的形象也早已为广大观众所熟知，除了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许多地方戏曲改编这部小说，将其搬到戏曲舞台上。今年年初，天津评剧院的评剧《红高粱》编剧贾璐、导演张曼君、主演曾昭娟，曾在天津大戏院演出；同样是贾璐改编由河南省三门峡市豫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史茹领衔主演,著名青年导演丁建英执导的豫剧《红高粱》也早在2012年就进行了演出；身处莫言家乡的山东青岛歌舞剧院则在2013年排演了舞剧《红高粱》，可见这个题材对社会各个层面和广大观众的吸引力。现在，山西省晋剧院又用晋剧的演出形式把这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名著奉献给山西的戏曲观众，同时也为我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活动的文艺演出拉开了序幕。

虽说晋剧《红高粱》基本还是围绕原小说的主要情节展开，但是同原著相比较，编导进行了不小的改动。在原小说中，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故事的主线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我”的爷爷叫余占鳌，奶奶叫戴凤莲，做大姑娘时因为有一双难得的小脚和姣好的面容，被拥有高粱酒作坊的财主单廷秀看重，曾外祖父为了钱财小利不惜将刚满十六岁的戴凤莲嫁给了单廷秀得麻风病的独生儿子单扁郎。奶奶曾盼着嫁给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丈夫，所以当奶奶恐怖地看到单扁郎那张开花绽彩的麻风病人的面容时，她感到恐怖，觉得生不如死。奶奶在出嫁前就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无论是为单扁郎准备的，还是为她自己准备的，都充分地表现了奶奶捍卫自己的婚姻、追求爱情自由的精神。“我”奶奶同时还是抗日英雄，她不仅仅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奔赴抗战前线，而且最终自己也献身于抗日战争中。当奶奶为潜伏在河堤坝的游击队员们送大饼时，不幸遭遇敌人的袭击，中弹身亡，完成了人格的升华。“我”爷爷余占鳌是个兼有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的人。余占鳌不愿意受制于任何一方势力，对于各种政治势力及地方势力的拉拢，他一概拒绝。当卑鄙狡猾的国民党冷队长来收拢他时，他断然拒绝；打过伏击战后，共产党胶高大队长想要与之联合，他也坚决地拒绝。他不愿意受制于任何人，这不是敌对，而是他独立人格的体现。在迎亲的路上，面对突然跳出的“吃拤饼”的劫匪，同行的轿夫们停住了，呆呆地看着站在路当中的劫路人，都把身上的铜钱掏出来仍到劫匪脚边。当劫匪催逼戴凤莲向高粱深处走去时，余占鳌被“我”奶奶盯着的眼神所触动。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劫匪展开了搏斗，最终打死了劫匪，保障了戴凤莲的人身安全。当然，在晋剧《红高粱》中，作者没有更多的展开余占鳌的双重性格，而是把他同九儿、刘罗汉三人之间的青梅竹马，做为情节的主线和人物关系的落脚点，使他们之间从个性的区别转化为对爱情的不同方式的追求上来，使人物的戏剧性和舞台展现性更加突出，观众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是舞台艺术对做为小说平面文学不得不进行的改动和升华，具有非常明显的艺术创作深度，应该值得肯定。但是这些改动也使原小说中“我”的爷爷余占鳌的形象受到影响。尽管晋剧《红高粱》中也表现了余占鳌为了保护九儿不受日本人的侮辱，在娶亲的路上杀死了日本人，并为后面鬼子的报复埋下伏笔，但是毕竟余占鳌的行动是一种被动的、带有个人色彩的行为，同原小说中余占鳌成立抗日队伍，同鬼子进行主动出击的行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高密东北乡之际，“余司令树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队伍，目的明确，剑指鬼子，是光明磊落的民族义举，这在原小说之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也是为什么要把这部著作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要演出活动的原因之一。可惜在晋剧中这些行动都看不到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余占鳌为了自己的情人，面对的是单老板和同自己共同长大的刘罗汉的感情纠葛，为此才不得不和鬼子进行战斗。将民族矛盾降格为个人私仇不是不可以，但是原小说中的对人物积极个性的表现还是应该想办法保留的。

另外，从戏剧场面的表现来看，第一场抬轿子的戏也过于长了些，从开戏到余占鳌上场，九儿竟然在轿子里的戏有十五分左右，没有把戏剧情节的节奏很好的组织起来，给观众拖沓的感觉，不利于戏剧情节的连贯性和紧迫性。舞台上流动的高粱景色也同戏曲表演的虚拟性不相融合，因为高粱景片是写实的朝着一个方向移动，而演员的表演是虚拟的，是自由的、随意性的前后左右的移动和舞蹈，这就无法避免的和景片的变化产生视觉上的矛盾与不协调。后来九儿的父亲领着骑毛驴的女儿回娘家的路上，同样出现了写实的景同写意的表演的不协调。

在原小说中，说到了九儿有一双非常可人的小脚，很可能是所谓的“三寸金莲”。晋剧中为了表现这双“美丽”的“脚”让演员师学丽踩跷上场。演员具有踩跷的功能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暂且不说，更要看用到什么地方。蒲剧老艺人王存才的踩跷功堪称一绝，素有“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的美誉。这是因为蒲剧包括由蒲剧发展而来的晋剧艺术产生初期，戏曲演员都是男扮女，即所谓“男旦”。过去以女人小脚为美，男人脚大，故有男旦踩跷之技。但是女人裹小脚毕竟是一种陋习，是对女性的残害与侮辱，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的糟粕。今天我们有必要再次做为一种“美”来展示给观众吗？特别是在剧中为了强调小脚的“美”，不惜让患有麻风病的老头贪婪地“揣摩”这双小脚，不知道这是在舞台上展示美还是丑。对于已经被现代社会所抛弃的糟粕，我们没有必要重新捡起来，而是应该坚决的摒弃。其实在剧中演员不用踩跷也同样可以把人物内在的心理和外在的美好表现出来，踩跷并非剧情非用不可的技巧。而且为了展示踩跷功还专门设置了一把椅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挂画》里面的道具。这种为表演而表演的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

晋剧《红高粱》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到了地处山西的黄土高原，做为山西地域文化的戏曲艺术，这种改动也未尝不可。但是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同样干扰艺术效果的体现。娶亲时抬轿子和轿夫同新娘子的调笑是在山东、河南等大平原地带比较流行，做为大部分是山区小路的黄土高原，这种抬轿子风俗在民国年间除了城里面有之外，在乡下是不多甚至没有的。倒是坐小毛驴迎娶的情况多一些。如果说抬轿子是莫言“红高粱系列”作品中的重要标志之一的话，把故事改为山西的必要性就需要认真考虑了。

将小说改编为戏曲是个再创作的过程，有时难度不亚于原创的辛苦，将名著改编为地方戏曲更是艰难的再创作。省晋剧院敢于碰硬骨头改编名著，是个可喜的尝试，也是为使古老的晋剧艺术焕发新生命的重要手段。同兄弟省份的地方戏曲经常改编名著，甚至改编外国名著相比，我省在这些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晋剧《红高粱》的创作实际是为山西戏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既是开路先锋，就避免不了会遇到披荆斩棘的历程，甚至不得不走的弯路，这些都是在前进道路上总会遇到的挑战。做为国有艺术院团，理应比其他地市甚至民营剧团有更多的艺术新路的探索，这样才能为全省戏曲院团做出超前式的表率。况且艺术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七嘴八舌议论本身就是对这个剧目的关注与重视。希望山西省晋剧院从外地引进的“红高粱”能够尽快的适应山西这块戏曲的热土，在山西观众的心目中获得更好、更多的认可和肯定，从而推动我省戏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