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陈亚先创作的剧本《曹操与杨修》经尚长荣、言兴朋两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联袂出演之后，成为新时期戏剧创作的标志性剧目。在此后将近二十年的漫长时间里，不知道有多少知名或不知名的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希望能重现《曹操与杨修》式的荣耀，然而其志终究难以如愿。

然而，《曹操与杨修》绝不是一座永远可望不可及的高峰。

2007年，由郑怀兴编剧、谢涛主演的《傅山进京》，可以称得上是继《曹操与杨修》之后以王权与士子关系为题材的戏剧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是一部可以和《曹操与杨修》相媲美的佳作，标志着我国文人戏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傅山进京》的题材并不奇特却不易处理。在情节的戏剧性处理上，编剧将这个明末著名士人傅山被迫应征入仕进京、最终全身而退的故事写得一波三折，令本应很单薄的戏剧情节充满悬念，令人叹为观止。处理这一题材的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克服史上有关傅山进京的材料极为稀见的困难，而在于如何为傅山与玄烨的复杂关系虚构出足以写出一部大戏的细节，在于如何恰当把握性格独立而狂狷的士子傅山与强势而宽容的皇帝玄烨之间的微妙关系。因为这一关系不仅代表了两个个人之间的互动，更是明末汉族文人与满族人建立的新朝廷之间关系的象征。

《傅山进京》既是一部写傅山的戏，也是一部写玄烨的戏。如同二十年前《曹操与杨修》的创作一样，如何避免在描写文人风骨时将执政者当成攻讦对象，已经成为了剧作家必须面对的困扰之一。今天的作家(包括戏剧家)在创作时，依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躲开那些足以让作品“胎死腹中”的雷区。然而，优秀的创作者都是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行家里手，他们对创作理性的甚至非理性的制约，有时不但能够突破，甚至还能在不经意中开拓出艺术的另一番天地来。

自古以来，文人与王权之间的关系就充满了戏剧性。它的一端，是作为中华文脉承载者的文人群体；另一端，则是掌握着中国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国度、代表与象征“国家”这个政治实体的皇帝和宗族。借用“阶级”这个词最接近于字面的意思，我们可以将王族和士子看成两大不同的社会阶级。这两大既不可分割、又经常相互冲突的阶级所代表的政治与文化，便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两个精神向度。而在傅山与玄烨身上，这组关系还附加了更为复杂的因素。

经历了文化人深受压抑的明代文人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群体，且是作为中华伟大文明的承载者的自觉意识，在明末的文人结社现象中已表现得相当明晰了。然而，明代的崩溃与满清的入主，却在瞬间对这个刚刚崛起的群体给予了残酷无情的打击，满清的入主以及清初实施的严酷统治，不仅是政治对文化的摧残，更代表了一个尚处于蒙昧阶段的民族对于开化程度高得多的文明的胜利，而在这个以军事强权立国的政权面前，汉族的尊严和文化人的尊严遭受到双倍的挫伤。

因此，对于傅山与玄烨而言，他们的关系就不仅是两个阶级的矛盾，同时还被附加了两个民族的矛盾。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包括傅山在内的大批明末文人毅然拒绝入仕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便叠加在了一起。此时，矛盾所表现的不再只是普通意义上文化面对政治时的傲慢，同时还深刻地包含了文明面对蒙昧时的矜持。这一大批文人的表现，不再只是无法“兼济天下”时的“独善其身”，而是平添了对满清占领后建立的新朝廷所刻意摆出的不屑与蔑视。

因此，要试图解读傅山与玄烨之间的关系，须将他们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以及明末清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晋剧《傅山进京》的人文深度，就在于它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傅山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文人情怀以及玄烨慕英才以安天下的渴望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傅山仅有文人气象是不够的，因为他需要应对的不是汉族的皇权；玄烨仅有治国方略与政治智慧也是不够的，因为如何化解汉族文人对他以及他的民族的仇恨才是这个国家与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

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类似的题材被汉族的文化人处理得简单化了，甚至直到晚清，两大民族之间的冲突仍然被无限放大，似乎它仍然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至二十一世纪，晋剧《傅山进京》不能这样写，也不愿这样演，它要写出和演出这两个最终融为一体的民族在相互碰撞那一重要时刻的所有困难，其中又以表现傅山的心理挣扎为重中之重。

是的，历史上文化人对政治、朝廷蔑视与反抗的姿态，固然表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独立品格，可是反叛并非文化人这一社会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之全部。从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汉族文人们于清初集体选择了拒绝在清廷入仕，固然体现了这个群体的风骨与品格，然而在这背后何尝没有自我放逐的痛苦？京剧《曹操与杨修》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致力于从文人反叛政治的终极正当性的迷思中走了出来。

更可贵的是，这样的反省并没有走向消解文化所担当的价值。晋剧《傅山进京》将京剧《曹操与杨修》开始的人文思考又推进了一步，因为傅山的遭遇比杨修的遭遇更为复杂。剧作家对傅山的抉择既有着深刻的同情与理解，同时又充分揭示了这一抉择背后更多的谜团。尤其是当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评价时，如果只停留在简单的汉夷两分法的思维中，就无法充分体现傅山以及中国文人的智慧，当傅山的拒绝行为表达对政治、对入侵的反抗时，就会很容易演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同时基于这两个角度，才能塑造出像傅山这样的典型古代文人，才能呈现出身处特殊境遇而做出特定反应的傅山，这样的人物才有特别的光彩。

当然，这里还有傅山这个题材特定的丰富性。在傅山的身上，入仕与避世的选择超越了他的个人意愿，也超越了纯粹的政治层面——这既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又纠结着汉族与满族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所谓的“政治”是基于民族关系与民族情感的政治。傅山既不是高唱“归去来兮”的陶渊明，也不是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他的铮铮傲骨，只有在面对一位非汉族的明君时才充正富有挑战性。反观历史上《荐福碑》和《击鼓骂曹》这类作品，今人的创作至少是在对人物的理解上更显丰满了。于是，晋剧《傅山进京》需耐心地设计出一系列足以充分表现玄烨作为一个君主的精明与大度的情节，同时还要体现他作为一个满族皇帝对于积淀深厚的汉族文化的尊重与神往。在这个情形之下来看傅山的抉择，便会觉得其人格份量陡然增长。

玄烨以及清朝强征傅山进京，迫他入阁，对傅山来说固然是双重的征服；然而在这征服中，既有屈辱，又包含了更丰富的意味——毕竟如同戏里所写，且现实中也是如此江山甫定的清政权是要请包括傅山在内的汉族文人出山担任要职，共同治理这个国家。玄烨不是一个小丑，也不是一个恶棍。在戏中，北京城外圆觉寺这一精彩场景让两个对手的智慧同时得到充分展现，当傅山和玄烨在雪夜中纵论书法时，就书法而论，傅山与玄烨固然显出境界高下有别；但当论及天下以及于国于民的眼界时，玄烨未必输于傅山。因此，傅山是艰难的，尤其是当他想起在自己汉族人做皇帝的明朝，他所曾受到的更多更大的屈辱时，他的抉择就更为艰难了。

唯有面临人生至为困难的大抉择而不迷失自我的人，才是圣人。写好这样的圣人与演好这样的圣人都不容易，“方外不娴新世界，心中只记旧山河”，傅山坚守着士大夫的气节，这份气节由瘦削的谢涛演来，更带了几分清流寒士特有的气质。扮演这个特殊人物，困难之处在于需要让刚强遒劲的性格蕴含文人雅士的书卷气。优秀表演艺术家之所以优秀，就在于只要他(她)在舞台上扮演了某个戏剧人物，就能让你确信这个人物就应该是他(她)所表现的样子。谢涛因扮演傅山而出彩，傅山也因谢涛的扮演而在今人心目中有了更为具象而生动的呈现。有了晋剧《傅山进京》，不由得人不信，傅山就应该是谢涛演出来的那般模样。

晋剧《傅山进京》是2007年中国戏剧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至少在相同或相近题材的戏剧创作中，很少有作品能与之媲美。或许，这并不是郑怀兴创作伊始时所预想的，正如他在自己的创作感想中所述，《傅山进京》本只是他应太原市委宣传部所约的委托创作。这样的创作经常会受地方所谓的“宣传地方文化”的狭隘功利目的的限制，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难免受到一些干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写出有风格、有份量的作品实非一件易事。郑怀兴做到了，且似乎做得轻易举。

《傅山进京》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剧作家多年思考的积累，因为傅山的经历和性格与郑怀兴擅长抒写政治悲剧的偏好恰相适应。于是他举重若轻，游走于历史与想象之间，将傅山这位传奇人物最精彩的一段经历成功地写了出来；与此同时，更由于谢涛这一位出类拔萃的演员对她而言，找到像《傅山进京》这样一部能在很大程度上张扬她表演个性的作品，并非易事。

诚然，剧中还有很多无奈。不过，傅山和玄烨的双赢，或许是该剧最好的结局。

最后，或许还需要提及这部戏的剧名——《傅山进京》。如前所述，它完全可以被命名为《傅山和玄烨》。不过假如我们能够细心体察和理解这两个剧名之间的微妙差异，那么对中国戏曲的认识就会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