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又原创新编的大型历史剧《保矿怒涛》，我最先是在故乡的文艺刊物《冠山》上读到的。翟又新近又发来剧本的电子版给我看，看后知道，这部戏剧虽然尚未排演，但我感觉，这部大剧显示了独具的历史性突破和当代性启迪。

题材的突破和启迪：

填补了山西工业题材的戏剧空白

剧本对于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山西保矿运动来说，就题材而言，是一个零的突破。

山西是一个资源大省。现在是，过去也是。那么，什么是保矿？什么是保晋？保矿的实质，就是保卫资源；保晋的实质，就是保卫山西的资源。德国人李希霍芬曾跑到山西勘察煤铁资源；中国人孙中山也说“以平定之煤冶太行之铁”；英国人威逼清政府签署山西60年的矿权，都是看准了山西的资源。那么，山西人要发展民族工业，英国人要垄断山西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交锋发生了，阴谋，矛盾，冲突，激斗，牺牲，胜利。于是，近代山西就有了保矿运动，有了后来的山西保晋公司。这个剧本，可称为爱国题材，也可称为晋商题材，但实质是资源题材和工业题材。因为爱国不是空的，也不是虚的，实际是寄托在资源工业的保卫上的。试想，如果抽取了资源和工业的实质，爱国之爱，爱在何处？事实上，山西人并没有看到走在山西的英国人就反之驱之，而是因为英国人对山西的资源工业强行掠夺了，山西人才反之驱之。这就是为资源而战，为工业而战，是绝好的戏剧题材，可歌可泣，可传可颂！但是，保矿之后110年，没人写；民国之后100年，没人写；解放之后70年，没人写；开放之后40年，也没人写。如今终于有人写了，而且，写出了富有价值的剧本，这可谓山西保矿题材的一次突破。

剧本对于经历了100多年发展的山西工业而言，就题材来看，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山西作为一个资源工业大省，是资源基地，也是能源基地。山西的资源工业和民族工业，走过了悲欢离合的生死历程。自清末起，保金公司演变100年到阳钢企业，由保卫资源而诞生，到因污染而死去；自民国起，西北钢铁发展80年到太钢集团，因兴晋富民而崛起，到而今依然屹立；自建国起，太原化肥壮大70年到太化集团，从成为共和国长子，到因污染而搬迁；自改革起，太原煤气化燃烧30年，从因为环保而生，到因为环保而死。山西这样一个资源工业大省，资源工业已经发生并且依然演绎着起起伏伏生生死死的历史活剧，但是，我们没有一部大剧，反映这个历史工业大省的历史和现代工业大省的现实。历史工业题材没有，现实工业题材也没有。我们远离了农业文明时代却还在演绎着农业文明的戏剧，我们在经历着工业文明社会却没有工业文明的大剧。也许，我们会说，资源题材和工业题材的文学表现和艺术表现历来是个问题，历史工业题材和现代工业题材的文学审美和艺术审美历来是个难题。那么即使是文艺问题和审美难题，我们就可以回避或者拒绝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翟又的这个剧本，具有着资源题材工业题材的突破意义，或者说不仅是题材的突破，而且是难题的突破。

而正是这两个突破，我以为，这部戏剧对山西戏剧创作乃至文学创作艺术创作具有了当代性启迪意义。

这就是，作为一个资源大省一个工业大省，山西资源工业崛起100多年，我们应该拥有与这个资源与工业大省地位相称的资源题材和工业题材大剧的诞生，我们应该为资源和工业对这个省的支撑和对这个省的贡献而作出生动形象的文学的艺术的审美呈现。否则，多少年代过后，多少时代过后，我们没有留下这个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甚至连痕迹都没有，对于未来对于历史，这都是悲哀的事情。所以，可以说，翟又以一部戏剧实现的题材突破，在戏剧文学的创作上，就具就有题材的启迪价值和启迪意义。

人物的突破和启迪：

塑造了山西道义官绅的形象地标

剧本塑造了一个独具品格的责任官员的形象，在人物形象上，实现了类型化突破。

办好事而办成了坏事，做实业而做成了失败，识时务而导致了失误，开新局而开成了败局，无论怎么说，山西巡抚胡聘之都曾经是一个“负责任而导致了失责”的人物。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是近代中国的新派形象，开新潮，办洋务，兴实业，但是，没想到，竟一时被洋奴买办小人所设计，犯下大错，把山西平定州的资源开发权签给了英国人，导致资源工业的洋人垄断。当然，这个错误，是在清政府将山西60年采矿权卖给英国人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犯的错误。好在这个人物，毕竟是传统文化的熏陶者，知责任，明道义，尽使命。本来，失责犯错之后，已经被清廷革职罢官放还老家，已经被追责，但自己仍然不求免责，而是依然挽责，依然尽责，依然千里迢迢赶回山西，发起了保矿运动，以挽回矿权。这是一种对失责的补救，对错误的挽救。也许这个形象不能算责任官员，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严责而导致了失责。但我以为这正是这个人物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失责而挽责。这个人物以喜剧始而以悲剧终，以保矿成功的喜剧换得了自丢饭碗的悲剧。这是不同于并区别于类型化官员形象的“这一个”。是唯一的“这一个”，独特的“这一个”。所以说，这个形象，在历史官员形象的塑造上，是一种新的突破。

剧本塑造了一群独具格局的道义晋商的形象，在群体形象上，实现了模式化突破。

山西的保矿运动曾经举国震动，举世震动，平定士绅的聚会抗议，山西民众的集会游行，朝廷清官的上书奏请，内外义士的奔走呼吁，海外学生的蹈海死谏，地方官员的清正执法，都是山西保矿运动的正义力量。但无论资源问题，还是矿权问题，毕竟，英国商人的资源垄断，是在一种合同契约的买卖形式下进行的。最终体现在一种实质性的较量上，就是要赎买。这是一种真金白银货真价实的较量啊！是到了山西商人倾囊赎买的时候了。要赎买，就得出银子。银子出了，不够，怎么办？商铺卖了，府邸卖了，老宅买了，土地卖了，都要赎买回山西人的采矿权。与通常晋商的乐善好施扶困济贫相较，这是一种什么气派，什么格局？与清廷的出卖资源出卖矿权相较，这是一种什么品格，什么德行？与现代晋商的铺张奢华纸醉金迷相较，这是一种什么情怀，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博大的道义和宏大的责任。是铁肩担道义，素手举责任啊！这是一种家国担当，家园担当。剧本塑造的这个晋商群体，是超越了一己利益而站立到国家利益高度的山西晋商的新的形象，是区别和不同于模式化晋商的“这一群”，是特殊的“这一群”，鲜明的“这一群”。因而说，这组群雕，在晋商形象的塑造上，是一种新的突破。

由于这两个突破，我以为，这部戏剧对山西戏剧创作的人物塑造和人物刻画也具有当代性启迪意义。

在我们的文艺上，历代官员形象，近代晋商形象，已经有不少生动的舞台形象和银幕形象，但是，历代官员的形象，多是廉官形象、清官形象，近代晋商的形象，也多是勤商形象、信商形象。不是说这些形象不好，而是说，作为现实，当然是越多越好，但作为审美，却并非多多益善。文艺不能太多类型化、模式化的形象，而是要创造别样化、陌生化的呈现。创作之所以为创作就是要塑造新的形象。那么，翟又以塑造责任官员的形象和道义晋商的形象而实现突破，在戏剧人物塑造上，就具有形象创造的启迪价值和启迪意义。

故事的突破和启迪：

预示了山西商家世界的现代走向

剧本呈现了一种特殊背景中山西社会的被动情景，使剧情构架，实现了时空上的突破。

一部历史剧，一种传统戏，一座小州城，一个旧故事，尽管发生在近代，但毕竟是清代，毕竟是100多年的时间了。没读剧本之前，想象那剧情，不过一个州城场景而已。但没想到，却居然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时代大剧。剧情设计的直接场景，从平定到太原，从太原到日本；剧情涉及的间接背景，从山西到北京，从北京到英国，展现了那个动荡飘摇年代的时空风云。而就在这样的时空里，一个被动开放的中国，一个被动开放的山西，上演了一部侵略与固守、开放与媚外、掠夺与保卫的生死博弈。一个被炮舰打开的中国与一个强权的世界，在一个州城的舞台上演绎的风云激荡；一个被西方碰撞的中国与一种文明的野蛮，在一个晋剧的形式里演唱的慷慨悲壮。虽然是一个被动开放的时代，一个被动挨打的时代，但毕竟给中国人给山西人带来一种紧迫的压力倒逼的压力。一个资源大省，资源被出卖，矿权被垄断，宏阔的世界留给山西的，却是逼仄的空间；开放的中国带给山西的，却是闭锁的禁区。直面资源，直面争夺，晋商怎么办？靠商业起家、靠银号发展的山西商家，还能走下去吗？这部剧作，在一个小洲城的剧情场景里，实现了大构架的时空突破，而在实质上，更内涵性地构架了一种发展指向的突破。

剧本呈示了一种尴尬历史中山西商人的实业转型，使故事走向，实现了趋势性的突破。

一切是被逼无奈，但一切都势所必然。故事的发端：受骗签约，矿权被夺；故事的推进：聚义抗争，国贼卖国；故事的高潮：蹈海死谏，聚会驱洋；故事的结尾：保矿成功，保晋成立。但保矿的成功与保晋的成立，最后都来自一个商人的千钧一搏。就是这个商人，一诺千金，终使了保矿成功保晋成立。而这个商人，就是著名的山西祁县商人渠本翘。正是这个渠本翘，在故事的结尾，宣布成立保晋公司，亲任总经理，开办矿产冶炼的实业，开启了划时代的山西商人实业转型的先例。过去，我们只知道渠家因重金保护慈禧西逃而获赠金火车头，却不知道，渠家商人曾经是山西商人实业转型的火车头。当然，翟又剧本的突破，不是仅仅让我们知道渠本翘是山西商人实业转型第一人，而是看到了山西商人在尴尬历史时空里的实业转型和这种实业转型的必然。这是一种历史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一种发展中山西商人经济选择的必然。一个近代资本与古老资源碰撞的世界大时空里，山西商人的资本运转，也到了现实突破的关头。全剧以保矿运动始而至保晋公司成立终，这是戏剧故事的结局，却也是晋商突破的开启。剧本再现了晋商的这种突破，历史性揭示了山西商人的转型走向，显示了一种趋势性的突破。

就是由这两个突破，可以说，这部戏剧对山西晋商发展的转型和文艺呈现内容的转型具有了当代性启迪意义。

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剧本呈显的故事，不仅给我们以历史故事的审美认识，而且给我们以关照现实的思想认识。100多年前的晋商转型，是在被动开放的历史狭道里的被迫转型；100多年后的晋商转型，是在主动开放的现实大道上的倒逼转型。那一次转型由商业而转向实业，开启了之后一个世纪的实业发展；这一次转型可由实业转向商业吗？我们还能重新开启商业之路吗？这显然是一个问题，一个异常紧迫的现实问题。但答案不在戏剧。戏剧只呈现故事，答案在全球现代经济大循环的竞争里。

我在读着《保矿怒涛》的时候，参阅了剧本总策划、同乡前辈魏德卿主编的《山西保矿运动历史研究》。翟又从历史烟云中打捞起了山西保矿运动的故事，塑造了一群鲜活生动的人物，我厚望于这个剧本在舞台呈现上实现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