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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何要写《傅山进京》

2021-04-28 发表|来源:山西戏剧网|作者:郑怀兴

“我在塑造傅山戏曲形象的同时,傅山也在悄悄地改造我的戏曲观念”

我写《傅山进京》,纯属偶然。

2005年4月25日的早上,身在福建省仙游县的我,突然接到来自山西的一个电话,来电者自报家门,说是太原晋剧院青年实验剧团的团长陶臣,希望我能为这个团的女老生谢涛写个戏,最好取太原的题材。我就让他寄一些当地历史名人的资料过来。陶团长很快就寄来了,同时寄来了谢涛主演的《范进中举》《丁果仙》等光碟。我看了光碟,被谢涛光彩夺目的舞台形象所倾倒,就产生了要为她写戏的念头。山西历史名人辈出,可歌可泣者不胜枚举。或许是同气相求之故,我比较喜欢的有两位:介子推与傅山。陶臣说,介子推的戏早就有了,能不能写傅山?

傅山?!我查了一下资料。《辞海》中有他的条目,称他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说他“博通经史诸子和佛学之道,兼工诗文、书画、金石,又精通医学”;“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养母……康熙中征举博学鸿词牞被迫舁至北京,以死拒不应试。特授中书舍人,仍托老病辞归。”他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又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倔老头,我越了解就越肃然起敬。可是光有敬仰之情,也难保证能够把他成功地搬上戏曲舞台。一是这样的人物太正了,素材太“硬”了。行内有句话:“戏不够,女人凑”。最好要给他找个红颜知己,那么戏就好写,好演,也容易吸引观众。但傅山对爱情却特别专一,早年妻子逝世后,就没有再娶,  找遍史料,也寻不出有关他风流韵事的蛛丝马迹。我不禁埋怨起这位先哲,你生活在明末那个人欲横流的时代,为何不随波逐流,到歌台舞榭去潇洒一回,留点影踪,好供后人添油加醋?再则担心写这么一个与清朝严重对立,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明朝遗老,容易落进反清复明的窠臼。知难而退,又不甘心。

我继续翻阅傅山的史料,恍惚看到他老人家的身影闪现在字里行间,向我微笑,十分亲切。原来傅山当年喜欢看戏,自己还编写过《穿吃醋》《红罗梦》《八仙庆寿》等好几个戏。他撰写过一对戏联:“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非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令我拍案叫绝。正是这对戏联的启发,我鼓起了勇气,不妨对这位正人君子“戏说”一回,而且要戏说得越曲折越好。

我所谓的戏说,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胡编,而是仔细研究所要写的历史人物,从他们身上发现、挖掘戏剧因素。鲁迅曾抄录傅山的一封短信,信曰:“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昌(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吃碗大锅粥也好。”你瞧,他写得多平实,完全是野叟的语气。他虽然处身于社会剧烈动荡、变革的时代,满怀忧愤,但也不是那么冷峻、严肃,对生活依然非常热爱。他隐居村野,不求闻达,养母课子、著书立说,行医采药,作画吟诗,安贫乐道。尤其是康熙征举博学鸿词,他被迫入京,后来又托老病辞归那一段故事,十分耐人寻味。如果硬要简单地在对立的双方中分个是非,褒此贬彼的话,那就遇到难题了:康熙虽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又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一代英主,举博学鸿词,虽有笼络中原士大夫之用意,也何尝没有重视文化、尊重人才的诚心?傅山不肯顺从清廷的征召,既是对满清政权的抵制,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不畏强权的风骨。我不忍心为了宣扬傅山的民族气节而贬低康熙,更不愿意为了歌颂所谓的盛世明君而嘲弄傅山。

历史的真实也不是黑白分明的。你瞧,康熙下旨强征,雷霆万钧,地方官员不得不用轿子把傅山强行抬往北京,到了北京,傅山装病不去应试,康熙却不追究,反而特授官职,傅山不肯跪下谢恩,在午门外哭闹一场,康熙也不怪罪,许他辞归。傅山与康熙并非水火不相容,反而相辅相成:康熙的强迫,突显出傅山的风骨;傅山的倔硬,反衬出康熙的雅量;康熙从傅山的身上了解到中原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傅山从康熙的宽容中更痛切地感悟到明朝灭亡的原因。他们两个好像在下一盘棋,对弈的过程充满了机趣这给我“戏说”预留了很大的空间。我便紧紧围绕康熙的征举与傅山的抗拒这一中心事件,由实生虚,以假混真,如梦如幻,亦庄亦谐,写出了晋剧《傅山进京》。

我一向认为,编历史剧与写历史教科书不同,编剧是在史家提供的史实基础上发挥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挖掘内心,刻画人物。史家重在“直”,编剧重在“曲”;史家贵在“实”,编剧贵在“戏”。用傅山他自己的话来说,编剧要“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推物理,越戏越真。”情节越曲折,人物形象越鲜明,戏才越好看。因此,我给康熙与傅山之间的较量设置了五个回合。在这五个回合中,一、四、五回合是于史有据的,犹如根雕一样,我只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雕刻而已。而二、三回合,完全是我的艺术虚构,但又不是凭空捏造,都是康熙与傅山这两个人物在特定情境可能发生的故事。

先说第二回合,傅山精通医术,有神医之誉。他为太皇太后治病,是我由一则民间传说脱胎而来,我将之移花接木过来。为了把戏写得更富有传奇色彩,我还杜撰傅山能依发辨症。傅山既为神医,也可能具此奇技呢。第三回合是因人设境。历史上康熙喜欢书法,所书“福”字,天下视为至宝。而傅山又是当时的书法大家,曾被黄道周称为“晋唐以下第一家”。作为书法爱好者的康熙,听到傅山投宿京郊古刹,惺惺相惜,有可能盼望与之相会,当面请教。于是,我就设置了他雪天微服,私访古刹,与傅山品茗论书法的一场戏来。在这场戏里,荒郊,古刹,白雪茫茫,炉火熊熊,霜发朱衣的前明遗老,与年轻有为的大清天子,品一壶清茶,论千秋书法。此境此情,如梦如幻,似是康熙的梦境,又像是傅山的幻觉。我觉得设置这个如诗如画的情境,把这两位历史上并不曾见过面、对过话的人物拉到一块来,让他们坐在一起,谈论共同兴趣的话题,有趣极了。要是他们不喜欢书法,就不可能有这场戏;要是我没有深入了解他们,也构思不出这个意境。我想,写历史剧不可能、也不必还历史以真面目,而是可以无中生有,由实生虚,因心造境,以假作真,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要“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

我一向认为,题材因人而异。同一个题材,在不同的编剧眼里有着不同的价值。我认为好的,他可能弃之;我不屑一顾的,你可能如获至宝。这跟每个编剧的见识、修养、爱好、追求等不同而紧密相关。合适于自己的好题材也跟与自己合得来的好朋友一样,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题材能让作者一见钟情,能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使之才思喷发,一气呵成。我遇到傅山,就有这种感觉。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傅山先生很多人生启迪,也引起我写戏风格的一些变化。以往写历史剧,我比较注重于思想的开掘和内心的刻画。而这次我发现,像傅山思想这么深刻的先哲,为人却非常风趣。他那对戏联,更是启发我,写戏可以侧重于设计曲折的情节,力求写得机趣横生,于戏中寓理,从趣里见深。可以说,我在塑造傅山戏曲形象的同时,傅山也在悄悄地改造我的戏曲观念。

同时我想,如果没有山西戏剧界的朋友给我提供这个素材,我哪里有缘认识傅山?借此之机,我向山西的朋友致以真挚的谢意,但愿拙作能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也能告慰傅山先生在天之灵,则我幸甚!

(作者系著名剧作家,晋剧《傅山进京》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