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恰逢盂县农历五月廿七古庙会。记忆中庙会由来已久，盛况空前，相传源于祭祀城隍的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已演变成物资交流、观戏赏曲之集会。廿八晚，外出避暑纳凉，信步至东关北村集会之所，见戏台高搭，锣鼓声声，好戏即将开场。驻足观赏，有感而成此文。

晋剧《嫁衣案》讲述的是知县杨廉任上的一桩公案。当地乡绅马府夜入盗贼，嫁衣失窃，家院遇害。县衙班头白石刚破案缉盗，当铺巧遇书生张成义。当铺掌柜见张成义包袱内典物嫁衣八件、绣鞋一只、纹银十两而典资五两，遂告发张成义。白石刚拿捕归案后，杨廉先传马乡绅当堂对质。不想班头白石刚正是行凶偷盗之人，白石刚在传带马乡绅的路上，已巧言让马乡绅堂上一一认领“赃物”。杨知县见马乡绅指认一件不差，认定书生张成义为盗衣杀人凶犯。张成义气急怒斥知县，知县恼羞成怒，令人责打四十大板，孰料大刑之下书生一命奄奄。张成义本遵母命与舅父窦九成之女窦秀英许配婚约，日夜苦读不辍，求学上进颇有微名，大比之年苦于赶考无资。窦氏之女将刚刚缝制的八件嫁衣与私银十两、绣鞋一只一并包入包袱，交与表兄权当川资。闺阁之女秀英对自己私赠银两与绣鞋之意羞于启齿明言，书生也未查看，原封交与当铺，班头借机诬捕。阴差阳错之下引起一场官司，一桩冤案。

观剧之后，不由联想到工作中如何才能做到执法公正，避免错断错判。作为手执权柄的执法人员，稍有不慎就会被表象迷惑，从而背离执法初衷，形成错案。回想杨廉办案过程，仅凭失主一面之词即判定张成义为嫌犯，显然行事草率。办案不全面不深入细致是其错判的首要原因。面对张成义矢口否认，应传唤其舅父、表妹这两个重要证人到场对质，才能进一步判断。其二，杨知县在张成义受诬怒斥之下，不够沉着冷静，火冒三丈，情绪失控，用刑屈打，致受害人冤屈而死。办案人员情绪失控是错案成因之一。其三，办案人员白石刚本身就是凶犯，其上蹿下跳，多方作伪，给案件侦破设下重重迷雾。在多种外因干扰下，怎样才能拨开云雾见真情，还原事实真相，确实需要每位执法人员认真思考。

结合执法工作实践，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以下三点：首先要怀有敬畏之心。敬畏法律、敬畏权利、敬畏人民，法律是规范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对保障人类规范有序生产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位执法者必须视法律为圭臬，真正以法律为准绳。我们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只有树立正确的法治观、权利观和群众观点，才能用好手中的权利，维护好公平正义。其次，办案过程中，执法人员肩负甄别真伪、判断是非的重任，必须始终保持冷静的情绪和理智的头脑，不藏私心，不为外因所扰，不因相对人情绪变化而影响自身思想行为，做到以事实为依据，理智判断分析。《嫁衣案》中的杨知县正是因为书生张成义的严词质问而失去理智，不能深入分析案情，导致冤案发生。最后一点，对办案人员的案情汇报要客观全面做出分析判断，要站在还原事件本身的角度，综合运用法律、逻辑等思维方法，得出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总之就是要排除一切和事实不相关的外因干扰，科学分析，理性判断，这样才能还原真相，正确断案。

现场欣赏戏曲演出，舞台的布景、灯光，激荡的音乐，顿挫的唱腔和演员声情并茂的表演，观众的互动，十足的现场感的确给人以与听戏不一样的感受。返回头再想书生张成义的种种表现也给自己带来一些思考。比如其在大堂上，自认为身正理不亏，一味冲撞、斥问主审，直接导致知县大怒用刑。当然，作为办案人员，我们不能苛求相对人做到情绪稳定，积极配合，但从张成义身上同样给我们上了一课：恰当沟通方式的重要性！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应该保持一种沉着、平稳的心态。有理不在声高，只有情绪稳定，语调平和，才能有效沟通，说出来的话才能更有利有理有力。

（作者供职于盂县应急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