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艺人》的作者田川，跟随剧团、戏班子的演员，深入山西、河北、吉林等省的县乡剧场或小戏台，近距离地观察、再现他们的台前幕后、戏里戏外。那些比较边缘化的剧种—丝弦、山西梆子、瞽书、皮影、河北梆子、二人转等，在他的文字和镜头里，慢慢浮现。

五台山脚下的一个戏台，就在供奉龙王第五子的五爷庙里，庙宇香火很盛，用于化妆的门房则狭小而昏暗。代县乡村又旧又小的破败戏台，也对着一座小庙。这两个戏台，不约而同都有一面糟朽的墙，写满了过去剧团的留言。五爷庙的戏台墙上，有“香港回归举国同庆，百年国耻从此肃清”；代县小戏台的题词历史更悠久：“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东升班到此一乐。”“同治十二年（1873年）四月初八、初九、初十日，祁邑‘上聚梨园’到此一乐。”

100多年里，艺人就这么来来往往，唱念做打，令戏台下的观众抛洒许多痴迷；100多年的月色日光，在两堵旧墙壁上重叠，不知堆积了多少悲欢。老戏旧腔，生旦净末，流年碎影，也就纷至沓来。

跟随剧团下乡演出时，作者常与演职员们同吃同住，颇能领略他们的满足、失落、尴尬，还有他们的温暖、义气、狭隘。草莽艺人大多数不具备太高的知名度，难得登上光鲜耀眼的大都市舞台，农村观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有的人为还愿而请剧团去唱“愿戏”，有的村庄逢年过节包几场戏，或者某批发市场开业剪彩，请戏班子前往助兴。

演出不饱和，收入也就微薄。一位文化馆长对田川说，演大篷戏时，演员们中午就在地里揪把菜叶子，煮点挂面吃，晚上在凉地上打地铺，“那罪不是一般人能受的。”

几位丝弦女演员在演出前找到田川，让他帮忙拍几张像样的剧照。“我很乐意接受这项工作，因为觉得她们很可怜”：丝弦是地方小戏种，哪怕唱得像样的演员，“豆蔻年华已过，荣誉、媒体却难光顾，连一张好的上妆照都没有。那种心情，没唱过戏的人很难理解。”

待在这个日益落寞的行当里，很多人的坚守，源于热爱：晋剧团一位武生说，自己13岁进剧团，如今已经39岁了，“这么多年下来，你不让我唱它，我舍不得。”还有的，则是循规蹈矩，依从了职业的惯性；也有戏校毕业的小青年，拿着只够糊口的工资，之所以没有另寻出路，是舍不得同伴之间的感情与好玩。

很多时候，田川大海捞针般去寻访民间艺人时，只是个背着相机东找西问的陌生人。他没有官方背景可以依赖，甚至没有熟人提供线索，可以想见，在一个保留了浓厚农耕文化色彩的熟人社会，他的探寻之旅，注定充满曲折、艰难和不确定因素。而这些琐细、不美好，还有点憋屈的经历，恰巧非常好看：基层文化官员的推诿、慵懒，客车司机和售票员的冷漠、不负责任，小旅馆老板的世故、富于心计……有时候匪夷所思，会把人气得笑起来。但田川不怄气，或许是怄过了，他写得心平气和，笔带诙谐，读来也饶有趣味。

民间戏曲就生长和存在于这样的土壤。它们那么慷慨热烈、喧嚣高亢，也悲切凄楚。也许，咿咿呀呀的弦索和声嘶力竭的吼叫，多少可以抚慰、熨平生活的粗粝、艰辛，心底的暗伤、悲怆，然后再低头思量，百转千回。所以，“乡土戏文能热闹地充满人心，但莫名地又让人倍感凄凉。”

《草莽艺人》留下了民间戏曲在21世纪初期的侧影，也留下了乡土中国、文化中国的一个侧影。它记录的是2000年左右北方艺人的演出与生活。在戏曲式微的大背景下，演出市场日薄西山，寒意浓厚，民间艺人早已对未来充满忧虑。如今，又是许多年过去，这些艺人和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戏曲，不知近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