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罗怀臻的艺术观念和剧本创作就努力适应历史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以文本的创作带动戏剧从思想、观念、表现方式诸方面进行着深刻而又全面的转型，推动着中国现代戏剧观念的演变和发展。从历史故事到女性题材，他总是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现代视角，进行人性化的解读，最终形成崇高的人格力量。2017年，罗怀臻又相继创作了京剧《大面》、话剧《兰陵王》和淮剧《武训先生》，从创作题材上和审美方向上都较以往有了新的变化。从以女性题材为主转向男性题材，从都市化风格回转古朴原始气韵，从文人情怀回归民间土壤。在中国戏剧的整合转型的背景下，这几出剧目为当代戏剧的现代化和本土化探索提供了一个文化方位。在以国际化、民族化、现代化为当代艺术的主要精神的新时代，罗怀臻的这三出剧目又是一种文化启示性的探索，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大面》：把古代的故事讲给现代人听——京剧的现代化

京剧现代化从上世纪60年代“样板戏”开始至今，人们对其认识在不断地走向科学化，它既不能等同于现代戏，也不是要颠覆传统。而是要在现代思想意识和当代舞台审美中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民族个性和民族风采。

京剧《大面》取材于讲述北齐兰陵王传奇故事的唐代歌舞戏《大面》和乐舞《兰陵王入阵曲》。古老的传奇故事讲述面容柔美的兰陵王出征时总要戴上一副凶神恶煞般的威武大面，如此便所向披靡。在罗怀臻的笔下则演绎为兰陵王在目睹生父被杀、生母被夺的境遇下用女儿态掩藏真性情得以苟活，后在母亲的诱导下戴上“神兽大面”便威武英勇，终于报了杀父之仇，但戴上即无法卸下的“大面”使他冷酷无情、暴虐可怖。最终，是母亲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将大面融化，使王子告别了迷途，回归善良的本我。

弑兄娶嫂、王子复仇，这样的题材并不新鲜，然而京剧《大面》的重点在于王子复仇夺回权力后跌入了人生更为恐惧的另一个低谷。该剧深切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珍视人性的美好，守护生命的源头，强调人的绝对命运，否定人的表面命运，并以此实现人性价值的超越。一副大面，成为照见人类自身的寓言，既照见了罪恶也照见了善良本真，引发人们对自身本性的思索和质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一具有人生哲学普遍意义的思想在当今现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剧作家从人性的视角回望历史，塑造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和人生哲学的全新的大面。使得京剧的“大面”，已经不是那个传奇故事中的原始大面，而是一个隐含象征意味的文学大面。

《大面》文本由象征和寓言所引发的厚重与深刻，给京剧舞台的二度创造带来了崭新而又广阔的驰骋空间。导演翁国生视野开阔、手法多样，充分调动京剧、舞蹈多种表现手段以及舞台各种艺术元素，使《大面》的文化容量丰富、艺术涵盖广，既有中国远古时期自由野性的张扬，又有莎士比亚戏剧和古希腊悲剧的深刻人文意蕴。同时，京剧传统程式在现代化的追求中努力实现对京剧表演本体基因的“全面复归”。

一个中国古老的故事，一种百姓的娱乐形式，在当代艺术家的创造下却幻化为现代寓言剧和富有多层艺术样貌的别样京剧。其思想内涵所具有的强烈现代意识和舞台呈现体现出的古典美与现代美的有机结合，为古老戏曲向现代戏曲嬗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兰陵王》：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话剧的民族化

《大面》与《兰陵王》是罗怀臻2017年接连完成的两个剧本，题材相同、故事相同，但由于京剧与话剧的不同艺术规律，其文本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表达和舞台呈现有着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表现形式。不论是京剧还是话剧，创作者的目的首先都是要讲好一个故事。京剧作为传统艺术，《大面》侧重的是把古代的故事讲给现代人听；而话剧作为舶来品，早年焦菊隐所致力的“民族化”是为了让话剧在中国本土生根，那么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话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观众本土的大众文艺形式。在话剧诞辰110周年的节点上，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兰陵王》不仅面向现代，更面向世界，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因而，话剧民族化在当下就有了更深更广的新的课题有待研究探索。罗怀臻和导演王晓鹰在前辈艺术家对以戏曲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借鉴融合所取得重要成就的基础上，为构建话剧“中国学派”从戏曲史上追根溯源，挖掘与当下人文精神一脉相承的民族基因，去找寻创造性转化的“源头活水”。

《兰陵王》的话剧民族化，不光是甩一个优美的戏曲范儿的水袖，戴一个具有装饰性的脸谱，也不仅仅满足于东方式样的演剧样式，最关键的是作品传达的内容本身是横亘古今、融贯中西。“兰陵王”所戴的女优面具和神兽大面不仅是导演的一种表达手段，更是故事的核心，它们象征着人格极端化的冲突和人性扭曲后的变异。面具本身所具有的视觉直观的冲击、主题思想的隐喻，构成了极富戏剧性和别有意味的形式。

立志于话剧民族化的艺术家除了要有民族之心，更要有世界之心，才能真正完成“民族化”。作为当代剧作家，罗怀臻为王晓鹰提供了充满寓意哲思的“大面”以及傩戏、参军戏等戏剧原始形态的“中国意象”。在与导演共同的“现代表达”过程中塑造中国话剧的人文形象、表达中国当代的人文情怀。让中国的话剧发展方向沿着世界艺术发展的轨迹前进，以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文化为根基，使中国当代话剧在形成民族特色的道路上面向时代、面向世界。

《武训先生》：以敬畏虔诚之心踏上返乡之路——地方戏的再乡土化

如果说话剧《兰陵王》是舶来剧种的民族本土化，那么，淮剧《武训先生》则是本土剧种找回本源的再乡土化。

《武训先生》刻画了清末行乞办学的一代“奇丐”武训的艺术形象。创作者将武训的乞讨生活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演绎得十分鲜活生动，风土俚俗、民间说唱的淳朴与诙谐，与武训所经历的苦难和虔诚的信仰形成了风格上的互补，苦乐相错、悲喜交融。该剧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还是舞台的视听觉呈现，都非常适合淮剧这个剧种，所有的舞台语汇调度都是戏曲本体的，体现的是东方的美学、中国民间民俗的审美。

《武训先生》与罗怀臻创作的《金龙与蜉蝣》和《西楚霸王》并称为“都市淮剧三部曲”。然而《武训先生》的“都市新淮剧”的理念，已经不同于《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上世纪90年代的《金龙与蜉蝣》与《西楚霸王》可以说是首开“都市戏曲”的先河，标志着地方戏曲向都市的现代转型。《武训先生》则是在国家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把《武训先生》放在新中国成立后淮剧发展的整个历程中来看，这出戏所体现出的淮剧的回归意识刚好进入了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不论是都市化还是再乡土化都是为了寻找乡土与都市的平衡点和契合点。淮剧从乡野到都市化再到乡土化，是进入了高层次的平衡阶段，是在都市化、精致化后的对传统的再利用再创造，是乡土文化的一种现代表达，是超越后的回归。

以写实逼真为特征的话剧和以写意抒情为特征的传统戏曲之间，一直处于既相斥又相吸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成为话剧艺术追求民族化和传统戏曲追求现代化的共同内驱力，不论是京剧《大面》、话剧《兰陵王》还是淮剧《武训先生》，都是在以这种内驱力推动着对于话剧中国学派和戏曲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和理论研究。然而，不论是民族化还是现代化以及再乡土化，最终都是对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回归，在经历了超越之后回到对艺术本真的探索上。

当一位艺术家对文化、对时代、对生命有了深刻感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有全面了解时，他的作品才有可能将我们的民族文化真正引入当代，形成新时代中国当代戏剧新的范式。这或许正是罗怀臻在当下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