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目前正处于继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戏剧”以后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参与戏剧创作的力量更为多元，演出的场次和观众人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票房业绩更是与80年代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繁荣”并非完全等同于“发展”，繁荣是量的积累，而发展则应该是质的进步。面对戏剧创作演出的一片繁荣景象，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其中多少作品能有穿透时空的艺术力量?多少作品能在哪怕10年之后仍然给人以思想的启发和情感的震撼?每一位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是应时应景地昙花一现，但怎样才能如愿以偿创作出具有长远生命力的作品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要从戏剧创作的“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来思考，破解“外部困境”和“内部困境”。对于戏剧创作者来说，有时会出现一些比较复杂的非艺术因素，影响到戏剧创作。比如，有些基层单位把戏剧视为单纯宣传政策的“工具”，有的创作单位以评奖为主要目标，有的创作单位要求创作者完全迎合票房，等等。这些来自外部的“负担”或者“诱惑”常常会成为戏剧工作者创作的困扰因素，我称之为“外部困境”。然而，影响我们创作出好作品的，除了“外部困境”之外还有“内部困境”，那就是创作者自己对戏剧这门艺术的价值意义的理解还不够精准，对其创作规律的掌握还有欠缺。这当然和创作者的能力有关，不过我认为，更多的还要从创作者的意识方面找原因。应该说，近年来，创作者的外部环境不断得到改善，而且创作条件呈现出更好的发展趋势。但是，好的外部环境就一定能自动催生出好的作品吗?或者说，在越来越好的创作环境中，创作者真的能做到不急功近利、不急于求成，创作出一批有深刻思想、有丰富情感、有厚重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说在呼吁改善戏剧创作外部环境的同时，我们还应努力解决在创作思考和创作想象上的“内部困境”。其实，对于具体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延续多年的老问题。从历史上看，无论在戏剧发展的哪个时期哪个阶段，我们总是能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面对相同的“外部困境”，原创作品中仍然有着显而易见的深刻与浅显之分、丰富与苍白之别，个中原因大概应归结为创作者解决“内部困境”的不同程度和水平。

当前，我国文艺界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精神，正在大力开展“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活动，主要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观念、艺术态度的问题，也就是主要解决外部困境问题。为了真正创作出优秀作品，在解决了观念和态度问题之后，势必还要解决创作规律、创作思考的问题，当然还包括创作想象和创作技法等问题。

也就是说，创作者真正面对现实、深入生活之后，就应接受怎样思考现实、怎样理解生活的考验，接受如何表达对现实的认识、对生活考验的感悟。这就要求从事戏剧创作的人，通过对表面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在创作过程中挖掘更深的内涵意义、生命价值、人生哲理。不仅如此，我认为，表现现实生活的剧作也需要一定的历史视角和文化视角，必要的或者独特的历史观察和文化反思有时是一种“捷径”，它可能更容易让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作品具有某种历史文化的深厚感。

在这方面，一些外国经典名著的成功经验很有参考价值。事实上每个我们所谓的“世界经典”在它被创作出来的当时，就是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原始创作”。比如，世界著名的戏剧经典《萨勒姆的女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把他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经历融入创作之中，表达了他对极端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异的观察，更表达了他对人性在善良与丑恶的扭杀过程中所呈现的复杂、微妙、深刻的内涵的感悟。但他并没有急于从自己所亲历的生活现实直接入手进行创作，而是把视野扩展到了更宽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更远的社会历史空间，最后他选择了1693年发生在北美大陆清教文化背景下的“萨勒姆审巫案”，用这一遥远的历史事件表达了他对1950年代美国极右社会政治环境下“人性变异”的观察与思考。

十多年前，该剧在北京首次上演时引起了极大轰动。惊叹之余，我们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遗憾，因为对于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与《萨勒姆的女巫》如此相近的社会动荡、生命经历和人性表演，却几乎没有一个对其加以反映的戏剧作品能够保留至今，更别说流传下去。从戏剧创作的意义上看这个问题也许更令人深思：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关于那个时代的“原创”作品几乎没有一个像《萨勒姆的女巫》这样，在剧情进程中把最激烈的冲突写进人物自己的内心，写进人物的灵魂深处!而《萨勒姆的女巫》正是由此才产生了“灵魂拷问”的强烈戏剧效果，也正是由此，《萨勒姆的女巫》才成为了超越时间、空间、社会、文化甚至超越意识形态的真正的“经典”之作。

在我看来，我们排演外国优秀戏剧作品的意义更多在于学习那些世界经典或者“新经典”对戏剧本质意义的理解和体现。但不管我们成功上演了多少经典名著，如果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长足发展，中国的话剧艺术就不能在国际戏剧交流的舞台上真正拥有自己的艺术地位。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做原创作品，也需要考虑我们的原创在多大程度上能和世界交流，这个交流不是指迎合别人的喜好，而是作品中所传达出的创作者对戏剧本质的理解能够与世界对话。

原创戏剧作品不能只图一时风光，而应该追求一种艺术规律之内的“经典性”。这对创作者的考验是双重的，首先是深刻挖掘情感内涵和思想哲理，同时还要在艺术表达上体现出那些深刻挖掘的成果。为此，创作者就要拷问自己：创作一个生活中或历史上的人物，应该如何理解他丰富深厚的生命内涵;应该如何思考他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时代真正的价值意义;这个艺术形象里能否蕴含超越表面生活的人生哲理和人文情怀;在舞台表达中能否展现更强大的创造想象力;能否通过有创意的、整体性的舞台艺术形象触动观众的情感、震撼观众的心灵;进一步说，能否有意识地追求我们民族艺术的风采;能否在更高层次上体现我们民族戏剧的神韵，由此而逐渐形成一种植根在中国文化艺术土壤之中的整体性的舞台意象创造，等等。

中国原创要“讲好中国故事”。对此，我的整体理解是：塑造有生命质感的中国式人物形象，表达有文化深度的中国式情感哲思，同时在舞台艺术表达中力图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风采，进而创造一种中国式的诗化舞台意象。

我想，在戏剧舞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我们的原创作品毫无悬念地会有越来越大的数量积累，虽然不可能每一部原创作品将来都成为经典，但是只有当更多的创作者、更多的戏剧人都有意识地追求符合戏剧创作规律的“经典性”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大量原创作品的基数上出现真正的精品之作并获得长远生命力。或者说，“大浪淘沙”的选择工作或许可以交给历史，但我们身为当代戏剧工作者，理应做到“尽人事”，恪尽艺术创作的责任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