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在省文化厅担任电影处副处长时，正赶上《山西省电影制片厂》建组拍摄故事片《天涯孤旅》，让我荣任了该片的制片主任。导演是特约“长影” 的广布道尔基。摄影是咱们山西厂的闫小斌和安广，编剧是当时地质部的两位同志和“内影”厂的塞夫。主演宗平、孙凤英等。

那些年山西电影制片厂多是和别家厂合拍故事片，或者是买“厂标”。而《天涯孤旅》是山西厂独家摄制的影片，我荣充“独立制片人”，但是困难太大了。首先是资金紧缺，只有区区30万，而且是首先支付厂里的设备、人员酬劳费用，保证全片完成到发行，收回成本，中间决不追加任何资金。

更难的是这个片子全部是外景地的戏，在大沙漠中拍摄。宿营地也扎在了沙漠腹地，选景就选在了腾格里大沙漠。漫漫沙海，人迹罕至，不见水草，生存艰难，我们却在此几个月的拍摄，为此我们在地质部和甘肃地南队的大力支持下借用了，地质队专用的大型发电车两台，拉水车、越野车，野外地质勘探专用寑车、炊事车洗浴车等大小车辆十大几辆，还有大型棉账蓬几顶。那个年代通讯设备还落后，沙漠无人区事故频发。所以我们特别架设了通讯电台，以防失联。

为了拍摄到漂亮的奇特的沙漠景观，我们把拍摄现场不断地向腾格里大沙漠的深处移动。但是，进入沙漠深处却越来越难，松软的细沙使得汽车车轮只转不走。我们用车轮下垫稻草，大汽车轮“骑”木橡的等等办法，车子沙中慢慢前进。后来我们又动用了解放军拉炮的30大卡车，以及履带拖拉机等。直到最后，只能用“沙漠之行”——骆驼。

我们剧组租用了十几峯骆驼，除了拍戏外它们也成为我们的重要运输工具。只有它们能在沙漠中畅行无阻。骆驼中有一峯白色骆驼长得非常漂亮，成为我们影片中的“明星”。

腾格里大沙漠确实太大了，身入其中一望无际，四野无垠不辨东西，我们曾几次迷失方向，几乎回不了营地，“腾格里”在蒙语里是“天神”的意思，确实可怕。沙漠里下雨不怕。一下雨就有水了，沙面变硬更好走路。如果起风，尤其是狂风沙暴，那可太恐怖了。沙山沙丘激走，昏天黑地摧坚破壘。沙暴中车毁人亡是常有的事。

沙漠中的高热是出奇的。大夏天，我们在景地拍摄时，脚上穿的是高腰棉鞋，因为高温的沙子烫脚，有一场戏是“杀驼取血”，我们怕驼血凝固难取，就另外准备了几只活鸡，准备临时以鸡血代之。买来的活鸡在营地的寑车下饲养着时，公难打鸣，母鸡还下蛋。可是，当把这些鸡带到现场，放在太阳伞下，没几分钟就干死了，沙子活活把它们烤死了。

沙漠更缺水，拉水汽车每天拉着汽油去拉水，人们饮用水如同用油。等到武威民勤县的西瓜，白兰瓜下来了。我给演员们的床下都堆满了西瓜，让大家以瓜代水，白兰瓜不能多吃——上火。（吃瓜比喝水便宜）

我们剧组平时非常害怕有飓风沙暴的发生，但影片又必须有沙暴的场面，为了人为地制造沙暴我们动用了空军的直升机，以直升机强大的螺旋桨形成的风暴，飞沙走石，掀翻篷帐，惊走骆驼……极其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剧情。虽然加大了投入，确收到了优良的艺术效果。可演职人员，大家都口眼耳鼻，浑身上下里外全是沙……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苦熬两个月总算“杀青”，后来又多次往返常春，北京做后期搞洗印……出考贝总算完成了影片的制作。按理说“制片主任”的使命就该终结了。然而，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如何发行！

我们“山西电影制片厂”当时属于所谓的“省办厂”无权拍摄和发行故事片，也就是中影发行总公司不接受，因为文化部电影局不批准，为此我几乎每天跑电影局，“软磨硬泡，拿着时间耗”，甜言密语苦哀告，嗨嗨人家就是不吃这一套。怎么办？该想的法子都想尽了，什么通过《国际电影总公司》往国外发行，经过请客送礼，没闹成，走中央电视台的路子，又是一通请吃请喝，也没闹成。到处找人找渠道，除了上当受骗外，毫无成效。我心里一肚子窝火，山西乃圣贤之地，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化，为什么山西就不能发行故事片，难道山西只能生产“发行”煤炭？这到哪儿和谁讲这个理去？谁说了算，我忽然想到，找邓小平。我想他应该是说了算。于是，我把满胸激情和希望凝在笔端给邓小平同志写了封信，这可能就是万般无奈下的“上书”了。

信寄出后很久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事后才知道给邓小平的信转文化部电影局，最后还是转到每每与我常见面，大眼瞪小眼的几位批发行官的手里。

总不能坐以待毙，头上压着30万的投资，总不能轻易打了水漂呀！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非常冒昧地找到一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学，我请他帮忙，请位中央首长看看我们的片子，说句话。我的同学说“每周末在怀仁堂有电影放映，把你们的片子安排上不就行了吗？”这当然太好了。我要求要有位大人物看。我同学说“邓力群行不行？”当然太好了，那是党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啊！

可是不巧，人家“怀仁堂”已经安排了王好为的片子了。我同学说：“你不要着急再等等看。”我说：“怎么不急，急死了，在北京渡日如年……”

我同学看我焦急万分。特意把《天涯弧旅》和另外的记录片安排在中央中宣部礼堂，专程请邓立群同志看影片。那天去审看影片的人不少，文化部、电影局的人当然也去了。

影片放映后，大家请邓力群讲话，当邓书记讲完其它影片的观感后，对我们的《天涯弧旅》刚刚表扬了几句，电影局的人就坐不住了，他们立刻站起来向邓立群同志说：“山西电影制片厂”是个“省办厂”这部影片不能公开发行……

我立刻跳了起来打断他的话：“不对。湖南也是省办厂为什么就能发行故事片？”电影局的人辩解道：“湖南的故事片是特殊情况”，我说：“山西的情况更特殊！”

电影局的干部在邓立群面前说话很紧张，我看到他的手还在抖。而我可不认识邓力群。邓力群要管到我头上那可隔着远哩，我才不怕。

电影局的这位同志看起来急了，冲着我：“湖南厂”的一个故事片发行指标。那是另一码事，你不要纠缠。我反驳说：“湖南要发行故事片，山西也想发行故事片，这都是一码事。”

其实湖南的指标我清楚。因为湖南厂和“八一厂”拍摄了同一个题材的影片，电影局出面让湖南放弃那个题材，然后另给了湖南一个故事片发行指标。

我当场不让步，和文化部电影局的顶撞起来。邓力群一看我们争吵起来，急忙制上说：“我今来看影片只是个观众看电影，至于什么发行、政策，我不清楚，好了今天就这样吧……”

电影散场了，邓力群也没有什么有力的“表态”我心里又是失望。可是，就在我随着人群往外走的途中，在楼道发现可能是文化部的位官员，叫住那个电影局的人低声悄悄地说：“把那些计划外的片子，分批，小量地发了吧。”电影局同志点头受命“好”。他刚刚走开又被这位官员叫住，更低声地说：“第一批就把山西的发了。省得他再折腾，邓小平，邓力群，谁知道他一下步还会怎么闹……”我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窃喜“有门”！

果然没过几天，接到通知：山西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片批准发行。我急忙到《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办理手续。影片《天涯孤旅》卖了款30多万。我这个制片主任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就是“计划经济”派生出“计划文艺”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