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创作是中国戏曲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遇到的艺术挑战，也是中国戏曲在现代创造、总结和提升时必然遇到的艺术机遇。从上世纪50年代倡导现代戏创作，到本世纪初进行的戏曲非遗保护，两种实践看似形成极大的反差，但都指向一个终极的戏曲创作目标：活态传承和有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涉三个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际都有序地体现到了中国戏曲众多剧种的艺术创作中；中国戏曲在面对不断更新和转型的时代需求时，用不断拓展的艺术创造和优秀作品见证了三种文化在戏曲艺术体中的连续贯通。应该说，两种实践在外在的政策理念引导下，实际都在艺术内部自觉地进行着积极的现代化拓展，这甚至是中国戏曲艺术规律和发展历史使然。戏曲现代戏不是上世纪50年代的突然变现，其源头可以追溯至近代时装戏，甚至是戏曲在孕生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化创造规则；而戏曲的传承保护也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突然诱发，其实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戏曲发展，甚至在戏曲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一以贯之。因此，让戏曲鲜活地生存在变化的时代和人民中，这始终是戏曲年轮更迭时的文化使命。

当然，戏曲的现代化不是艺术形式的此起彼消，而是在艺术累积中进行艺术体系的扩容；不是所有剧种的同质化群趋，而是在文化多样性中保持艺术品格的独立；不是艺术创作的标新立异，而是在坚守戏曲本体规律中恪守艺术理想的引领。这一文化使命既体现在优秀传统剧目的常演常新上，也体现在优秀现代戏的成熟创造上。应该说，传承传统和现代发展对于戏曲而言，都面临着现代性的赋予和现代化的提升，这正是戏曲的时代性所在。传统要在一代代戏曲传承人身上焕发艺术活力，需要借助一代代戏曲创作者来形成新的规范和新的艺术拓展，甚至会让成功的新创演变为新的“传统”；而“现代”体现在戏曲创作者与时代不可割舍的联系中，需要在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化命题基础上，呈现出戏曲本该有的传统底蕴和深厚功法，甚至将旧的传统蜕变转化为新的表达方式。戏曲丰富的艺术实践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近40年来出现的尚长荣“三部曲”的代际传承、宁夏现代秦腔“三部曲”的创作、张曼君导演的现代戏创作现象、晋剧《富贵图》创演30年演出超2000场、蒲剧现代戏《土炕上的女人》创作演出超千场、昆曲《牡丹亭》的多版本演出、上昆《长生殿》《临川四梦》的巡回演出等等，都显示出活态传承与有序发展作为戏曲艺术一体两面的辩证转化。这些成功的实践正是这个时代所赋予的切实作为。

必须看到“现实题材”依然是戏曲现代化进程中的艺术命题。国家艺术基金从2014年开始申报，即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现实题材作品创作和展览、演出，列为年度资助重点，其中现实题材项目总计资助资金约5.8亿元。在文化部艺术司的统计数据中，现实题材作品在近5年共有1195部，其中京昆类22部、地方戏类642部。显然，超过650部的戏曲现实题材已经走在实践领域的前沿，如何更好地创作出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是当前摆在戏曲实践领域的重要任务。虽然“现实题材”与“现代戏”的范畴尚待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聚焦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表达，尤其是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现实生活，应该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核心内容。

当前现实题材创作比较严重地存在对戏曲艺术规律忽视的问题。中国戏曲的艺术创作在剧种重点院团和基层院团、在专业院团和民营院团、在艺术名家和一般性从业者等范畴中，存在着极大的艺术差别；而戏曲剧种对于新题材的驾驭，在大戏和小戏、在大剧种与小剧种、在跨区域剧种和小区域乡土剧种等范畴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水平差异。不能尊重和考量这些客观条件，戏曲现实题材的创作就很难将剧种、剧团乃至戏曲从业者的艺术积累予以充分张扬，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中出现的偏重刻板的道理宣教、偏重夸张的英模歌颂、偏重不当的剧目投排、偏重即时性的政策附庸、偏重粉饰性的艺术再现，都造成大量的现实题材作品缺少足够的艺术质量，缺少观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这种对艺术规律的忽视，实际消减的是戏曲与人民在千百年来形成的趣味沟通、情感融汇、精神互渗。特别是在众多现实题材作品中，每每能够看到空洞的口号宣传、抽象的观念赋予，这都来自创作者对于人民生活和情感的疏离，说到底，不能按照戏曲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不能符合人民喜闻乐见的要求，不能创作质量上乘的精品力作，戏曲缺失的正是赖以生存的人民性，这必然也会限制并影响戏曲时代性的表达和引领。提高现实题材创作的艺术质量，实际就是切实提升这类创作的人民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戏曲现实题材创作而言，时代性和人民性决定着戏曲现实题材创作应该始终追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用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标准来尊重并引领观众的审美。这是中国戏曲永葆青春活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