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8日至12月2日，希腊国家剧院上演了我导演的《赵氏孤儿》。这个由中希艺术家共同创作、中希演员使用各自语言共同演出的中希双语版《赵氏孤儿》，是“2017中希文化交流年”框架下中国和希腊两个国家剧院的合作项目，这是中国话剧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艺术家为外国国家剧院排演中国戏剧经典，第一次由中国导演指导西方大剧院的职业演员来讲述“中国故事”，这标志着中国文化走出去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话剧国际交流的开创之举

《赵氏孤儿》在雅典首演后，新华社以《希汉双语同台讲好中国故事》为题发表了通讯报道，文中描述：“希腊演员扮演的屠岸贾、韩厥大将军讲希腊语，中国演员扮演的医生程婴、程武讲汉语，双方演员各自用母语表演，但对话流畅，无缝衔接。演出中，汉语儿歌与希腊语童谣水乳交融……18日晚，用希腊语和汉语共同演绎的中国名剧《赵氏孤儿》在希腊国家剧院举行首场演出，艳惊四座。”

《赵氏孤儿》的演出在希腊受到高度关注，希腊国家通讯社雅通社专门刊文进行介绍，希腊《每日报》称这是“中国的《哈姆雷特》来到了希腊！”

希腊前文化与体育部部长利蒂娅·科妮奥尔都曾是希腊国家剧院著名的悲剧女演员，演出结束后她兴奋地向中国艺术家表达了祝贺。她认为：“《赵氏孤儿》的演出非常精彩，它不仅展现了中国戏剧传统的艺术特点，也有很强的现代性和国际性。无论是中国演员的表演还是舞台布景、服装和面具都非常有特色。整个演出完美！这部《赵氏孤儿》是中国和希腊这两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戏剧艺术领域深度交流与合作的成果，体现出了非凡意义。”

《赵氏孤儿》中的“仇恨”与“复仇”

在我的《赵氏孤儿》中，程婴所承载的人文意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铁肩担道义”和简单的“百姓爱忠良”，他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英雄。程婴首先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他出于“将心比心”“由己推人”的仁爱德行不忍眼看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惨遭屠戮，他因为“诊脉断病”“救死扶伤”的善良本心做出“救孤”承诺，并为此做出极为艰难的选择，直至情势所迫、万般无奈，牺牲了亲生儿子，程婴一步步通过自我选择的悲剧之路而成为英雄。

程婴的生命之路是义薄云天之路，也是仁心仁“恕”之路。

中国当代戏剧家们进行《赵氏孤儿》的新创作时不得不面对其中的“复仇难题”。现代观念质疑“冤冤相报”的人文意义，但是让程婴以更加英雄化的方式面对复仇有悖我们的初衷，而将中国戏剧史上这个具有真正悲剧意义的人物变成一个价值消解、意义缺失、无所适从的“伪现代”形象，也太过“奢侈”了。无论是草医程婴还是赵氏孤儿程武，唯有回顾流血的往事，接受残酷的现实，承接沉重的生命，稳住恍惚的灵魂，才能真正开始面对“复仇”抑或“放弃”的重大难题。

其实更有复仇动机的人是程婴，他亲身经历了仇恨，最直接地体验了仇恨。而真正能在实施复仇的行动中反省复仇、最终从善良本性中闪耀出理性光辉而放弃复仇的，也更应该是程婴。他原本是一个草泽医生，原本能做的只是草泽医生的事。命运让他承担了太重的责任和道义，付出了太多的惨痛和牺牲，他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草泽医生的位置上，他要回到他自己。

放弃“复仇”需要有更大的仁爱之心和善良之德。这是传统美德的当代阐释，更是当代困境的传统解脱。但传统美德真的能解开当代困境吗？

《赵氏孤儿》的“反转结局”

10年前我曾与剧作家余青峰合作过一出越剧《赵氏孤儿》，我们在那时就曾对如何解决“复仇难题”和如何处理全剧的结局做了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表达。当我要与希腊国家剧院合作时，当我要让中国的悲剧与欧洲观众见面时，我希望《赵氏孤儿》能具有更深刻也更现代的思想震撼力，能让欧洲观众从中国戏剧中感受到进入人性深处的悲剧力量。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各个版本的《赵氏孤儿》都没有过的结尾。

这是一个“大反转”的结局：孤儿先是面对“十六年的养父”无法痛下杀手，最有“复仇动力”的程婴在举起长剑后，也因“我这双治病救人的手如何下得了像你那样的毒手”而停止复仇。但最终孤儿用屠岸贾杀死其父的同样方式将屠岸贾杀死，并下令对屠岸贾全家也要满门抄斩，于是“赵氏孤儿”成了与屠岸贾一样的凶狠残忍之人！

这个突然的“反转”让现场观众大为意外也大为震惊！程婴救助养大的赵氏孤儿最后以“血腥复仇”走向了程婴“善良本性”的反面，但这一切不能说与程婴无关，因为“报仇雪恨”的念头正是他灌注给程武的！陷入巨大悲哀之中的程婴只能深深地叹息感慨“善恶只在一念间”……

在我的这出《赵氏孤儿》里，我可以说清英雄是如何诞生的，却说不清仇恨应该如何消解。

当今世界有太多仇恨和流血，也有太多关于“以牙还牙”的“血腥复仇”，个人的善良本性和高尚人格也许可以完成对自己的灵魂救赎，但我们很难指望个体的善良、高尚能够解决人世间和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恶”，这是一种更深刻、更让人惊悚的悲剧。

《赵氏孤儿》中的“跨文化”舞台意象

中希双语的《赵氏孤儿》承袭着中国与希腊两种古老戏剧文化的基因，而这两种戏剧文化又有机汇合于一个完整的悲剧意象之中。

在演出风貌和场面处理上，我延续了自己刻意追求的中国气派和中国意象。舞台上的一桌二椅、背景的篆刻“孤”字和《千里江山图》，这里面有舞美设计刘科栋的苦心，而“新古典主义”的服装风格和从古老傩戏中提炼而来的古朴又诡异的面具也凸显着服装设计赵艳、面具设计申淼精心营造的中国风采。

《赵氏孤儿》表演艺术的特色可以说是“中西碰撞”而后又“中希融合”的。两位中国演员使用了大量传统戏曲的程式手段，侯岩松用中国戏剧独有的表演方法、语言节奏和形体动作，强化表达了程婴复杂激烈的情感，余凤霞也使用了诸如“趟马”“反串”等中国戏曲传统技法让这个“孤儿”别具一格；希腊演员虽然身穿中国服装甚至带着戏曲髯口，使用的却是西方戏剧的表演方法。观众甚至会误以为他们能听懂对方的语言。

在这出《赵氏孤儿》中，希腊戏剧传统更多地表现在多功能的“歌队”身上。演员在演出中多次用希腊民族音乐风格演唱《母亲之歌》和《英雄之歌》以渲染诗意化的舞台气氛。但“歌队”的戏剧性作用远远不止“唱歌”，他们在《赵氏孤儿》的开幕、结尾和一些关键时刻进行了古希腊戏剧歌队特有的“介绍讲述+感慨评价”，而且歌队演员还多次以“上帝视角”直接参与推进剧情或向人物提出诘问，最后以“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结束全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演艺舞台上外国观众看到的多是中国的一些传统艺术形态的演出，有一种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这话貌似有道理但并不真的说明问题。所谓民族的，如果没有广泛的普遍性、深刻的人类性，就不可能是世界的。所谓传统的，如果没有当下的生命活力和与本文化圈之外的文化进行交流的能力，就不可能有现代性。世界可以通过中国舞台演出传递的传统文化信息、传统艺术形态，来认识中国戏剧艺术的底蕴深厚、源远流长，但世界并不会由此领略中国戏剧艺术的现代发展和现实活力。

应该让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当代戏剧演出既保有深厚文化传统又能进入国际文化语境。唯有如此，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中国戏剧才能在国际交流中真正登上世界主流文化的舞台。

“跨文化戏剧”中的碰撞、交汇、融合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遇见、碰撞，相互交流、影响，这不仅是相互深入了解的有效渠道，更能产生新的文化样态和新的文化意义。

在我的《理查三世》《高加索灰阑记》《赵氏孤儿》等这些可以称之为“跨文化戏剧”的导演作品中，存在着多种形态的文化碰撞和交融，如话剧与戏曲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创新与传统之间、现代与古老之间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等。这几种类型的“跨文化”甚至会在一个戏剧演出中同时出现，从而充分显示了“跨文化戏剧”本身的艺术特质和文化品格 “碰撞、交汇、融合”。

“跨文化戏剧”真正意义不在于“跨”而在于“合”，合于“有机的整体”，合于“内涵的表达”。这样的演剧样态带有“跨”的明显印记，而在丰富性和感染力上则是“跨”之前的单独文化样态所不及的。因为“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独特的、浸透在整个演出中的“跨文化艺术语言”。这有些像“鸡尾酒”，勾兑时你可以看见各种美酒各不相同的艳丽色彩，可是当饮入口中时，品尝享用的却是它们合为一体的独特美味。

这是“跨文化戏剧”真正体现自己价值意义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原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