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奏乐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新中国成立70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戏曲艺术也与其他领域一样，经过70年艰苦奋斗的途程，进入了崭新的境界。

对于戏曲艺术70年做出评价需要把它放到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剧种、剧目、人才是考察的三个重要维度。

剧种是戏曲的具体呈现状态。中国戏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宋元南戏、杂剧的出现，标志着完整形态的戏曲艺术正式形成，千百年来，虽然发生了多次剧种类型的兴替，但作为戏曲艺术的整体，却一直没有中断，而是深深扎根在广大群众中间，不断发荣滋长，近代以来，地方戏曲剧种渐次增多。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社会的沉沦和经济的凋敝，许多剧种都面临消亡的危险。昆曲已无专业剧团，多数昆曲艺人流离失所。地方小戏，历来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此时民间艺人生活更无保证，多数剧种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戏曲的价值和作用就十分重视，在延安时期，开展了群众性的秧歌运动，并对秦腔、京剧等剧种开始了改革的实验。新中国成立后，即成立了戏曲改进局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等对戏曲改革进行领导和研究的专门机构，1951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被称为“五五指示”），团结广大戏曲艺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戏曲改革。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工作方针。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作为戏曲工作的方针，对剧种发展、剧目创作、舞台演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解放战争时期，在秧歌的基础上创作出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取得成功，使人们感到这是一条艺术发展的道路。于是在一个时期内，许多业内人士提出在戏曲的基础上创造民族新歌剧。但是戏曲剧种众多，在哪个剧种的基础上创造新歌剧，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意见汇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说，还是百花齐放好。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并经过实践探索，人们逐步统一了思想：创造民族新歌剧可以吸取借鉴戏曲艺术，但不能取代戏曲艺术，新歌剧和戏曲要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1952年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共有23个剧种37个剧团演出了82个剧目。其中大部分是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戏，也有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这次演出展示了异彩纷呈的戏曲剧种所特有的艺术魅力，证明了“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方针的正确性。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各种传统文化艺术必然地要进行新的审视，并且首先着眼于它们能不能为新的时代服务。由于当时的状况和人们的观念，认为昆曲可能已不适应新的时代了。从关心艺人的角度，政府把流落的昆曲艺人召回来，请他们到话剧院和戏曲院团教昆曲的舞蹈和歌唱，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从剧种的角度，一段时间，人们对昆曲似乎已失去信心。但是昆曲人却不甘放弃，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在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改编演出了《十五贯》，在北京引起轰动，“满城争说《十五贯》”，使人们认识到历史剧同样可能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作用，昆曲这样的古老剧种也能够为社会主义时代服务。所以人们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不仅从思想教育意义方面肯定了《十五贯》的价值，也从艺术方面肯定了昆曲的价值。他说：“昆曲的表演艺术很高，只要你们好好努力，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

与古老剧种焕发青春的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剧种诞生。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就在老舍等文化人的努力下，在大鼓书的基础上创建了北京曲剧。60多年来，曲剧已成为“京味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50年代末，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原来没有本地戏曲剧种的东北地区，在二人转和皮影戏曲调的基础上创建了吉剧、龙江剧、辽南戏（后改称辽剧）等剧种，河北、甘肃等地也创建了唐剧、陇剧等剧种。这些剧种大多经受住了时代风雨的考验，存活下来，并逐步成长，丰富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为戏曲园地增添了新的色彩。

中国戏曲是由各个兄弟民族的戏剧共同组成的。有些民族的戏剧历史悠久，如藏剧、壮剧、白剧、傣剧、侗剧、布衣戏等，在清代或更早就有专业的或民间的剧团演出，但常常受到压制，不能很好地发展；有些民族原来没有本民族的戏剧，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曲艺、歌舞的基础上创建了本民族的剧种，如苗剧、彝剧、满族新城戏、阜新蒙古剧等。现在已有十几个民族有自己本民族的剧种。80年代以后，国家举办了多次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和戏剧汇演，民族戏剧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迅速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现代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党和政府多次出台保护和扶持民族文化艺术的政策措施。2001年，中国申报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又一次影响昆曲命运的重要事件。青春版《牡丹亭》等剧目的演出，吸引了青年学子，在高校里一时形成“以传统为时尚”的文化氛围。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几年来，多数戏曲剧种都被列入国家级或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各剧种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得到更大的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戏曲艺术的扶持力度更强，政策措施也更为落实。

文化部组织了全国戏曲剧种调查，2018年统计，全国现有戏曲剧种348个。并从2018年起，用三年时间，分三批，在江苏昆山举办“百戏盛典”演出活动。第一年100多个剧种的演出就使观众和专家感到惊艳。笔者看了部分演出，加深了对戏曲剧种多样性的认识：“不同地域的剧种具有不同的风格。北方的剧种，如梆子、秦腔、蒙古剧、龙江剧等，急管繁弦，高亢、粗犷；南方的戏，如越剧、黄梅戏、梨园戏等，丝竹悠扬，低回婉转。昆曲那么雅致，观赏昆曲如品佳茗，而一些地方小戏，感情表露直白火热，观赏这些剧目如饮醇酒，受到强烈感染。各种地方戏也如不同颜色、不同香味的鲜花，当地的观众看了感到亲切，外地的观众看了感到新鲜。”

许多长年只在本地演出的小剧种的剧团，登上了国家级的“大雅之堂”也深感荣耀，对今后的保护和发展必然带来积极的影响。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有千年历史的古老戏剧仍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无疑是人间的奇迹；而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丰富多彩的剧目的演出，更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伟大的贡献。

戏曲艺术是活态传承，只有在舞台上不断演出受到观众欢迎的剧目，戏曲艺术才能传承发展。自宋元南戏和北杂剧以来，中国戏曲积累了大量的剧目。其中大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人创作的剧本，一类是民间的创作。前者大多规范雅致，但有一些作品一般观众不易接受；后者更富生气，但有些作品可能偏于粗俗，所以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也是文人的作品与民间的作品相互吸收借鉴以求达到雅俗共赏效果的历史。传统剧目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作品会因各种原因从舞台上流失，于是如何使传统剧目更多地保留下来，是历代戏曲家不断努力解决的问题。

戏曲改良运动时期，西安的易俗社曾发布《甄别旧戏草》，把传统剧目分为可去者、可改者、可取者三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吸取历史经验，对传统剧目做出不同的区分，除对极少数思想倾向错误、舞台演出低俗的剧目禁演外，大多数传统剧目都根据发扬精华、剔除糟粕的原则进行整理改编，以新的面貌在舞台上演出。同时，根据各剧种的不同情况，鼓励创作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

20世纪50年代末，文化部制定了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创作现代戏“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符合戏曲艺术发展规律、符合群众要求的。各类剧目在各个剧种中的比例是不同的，但总体上来说，三类剧目必须共存才适合戏曲艺术的发展和适应群众的需要，而不能用一类剧目取代其他两类。

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戏曲作品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也必然地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印记。比如《秦香莲》中的秦香莲也会说出“忠孝节义”等词语，主持正义的包公是“统治阶级”的人物等，怎么看待这些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有很多疑虑。张庚、郭汉城等理论家用“现实主义”“人民性”等理论进行解释，经过讨论，人们最终认识了这些传统剧目的价值。

对文人作品的价值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先得到肯定的是那些具有反抗斗争精神和有较强现实意义的作家、作品。如前面讲到的《十五贯》；1958年隆重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窦娥冤》《谭记儿》等作品被各剧种搬演。而《琵琶记》《长生殿》等作品则引起争论，学术界进行了多次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证明人民是不会轻易抛弃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优秀的民族文化空前重视。20世纪80年代曾举办过数次纪念汤显祖的学术活动，2016年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提议，中国与英国同时举行了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学术研讨和演出活动，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近年来，许多沉没许久的传奇剧目以至杂剧剧目、南戏剧目陆续被挖掘出来，搬演于昆曲和其他剧种的舞台。各地的历史文化名人也有很多被搬演于舞台。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得到高度重视并发挥了滋养人们心灵的作用。

每一个时代都应为传统文化的长河增添新的活水。70年来，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都有一批剧目可以进入戏曲史。2007年，中国戏曲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百种曲》。这一工作是根据刘厚生先生的提议进行的。编辑工作当中，邀请了多位熟悉新中国戏曲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专家进行多次讨论，最后选出109部作品，其中包括整理改编传统戏40部，新编历史剧（包括古代故事剧）33部，现代戏36部。限于篇幅，收到这部书里的作品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包括改编）的优秀作品的一部分，但从这些作品已可以看出其思想深度、艺术视野都超越了前人。

2007年之后，又有很多新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纵观70年来的创作，新编历史剧从浅近的“古为今用”走出，而努力探寻我们民族历史的源流，展示广阔的文化视野，寻求古今人物心灵的共振。比如，在传统戏中，有很多写曹操的戏，看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有传统戏的因素，但又具有新的格调。剧中的曹操不是对传统戏的“翻案”，不是对曹操的绝对肯定或否定，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表现曹操的复杂性格与心理历程，可以给人们很多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启示。现代戏创作，从克服艺术形式上的困难，到不断创新，在舞台上展现了城乡人民的新的生活面貌，塑造了各式各样的新人物。从20世纪60年代的李玉和、杨子荣、阿庆嫂到改革开放后舞台上出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近年来的豫剧《焦裕禄》、评剧《母亲》和沪剧《挑山女人》，分别塑造了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母亲以及和平时期的普通母亲的形象，但都是那样真实感人。他们都经历了痛苦和磨难，但都具有美好的心灵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具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品质，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70年来，戏曲创作坚持和弘扬了中华美学传统，又不断吸收借鉴外国的有益的养分。各剧种改编外国的名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改编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多，也有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希腊悲剧、法国喜剧，被河北梆子、豫剧等剧种搬上舞台。剧作家徐棻把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改编为川剧《欲海狂潮》，把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改编为川剧《贵妇还乡》，引起强烈反响。创作历史剧和现代戏，以及改编传统戏和外国戏，都起到了推动戏曲艺术革新的作用。徐棻说：“要搞川剧，但不是老川剧。”这不仅是徐棻一个人的创作理念，也是大多数剧作家、艺术家的共识。总体来看，70年戏曲创作的主流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因而戏曲舞台呈现出崭新的境界。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80年前的那个己亥年，龚自珍写下这首诗。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引用了这首诗，表示对“生气”和人才的高度重视。戏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在于有坚强的队伍和杰出的人才。回顾戏曲艺术70年的历史发展，首先我们看到逐步壮大的人才队伍：老中青三代的剧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戏曲艺术事业各方面人才的培养。首先是对戏曲艺人的重视。《五五指示》说：

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应在政治、文化及业务上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各地文化教育机关应认真地举办艺人教育并注意从艺人中培育戏曲改革工作的干部。

新文艺工作者应积极参加戏曲改革工作，与戏曲艺人互相学习，密切合作，共同修改与编写剧本，改进戏曲音乐与舞台艺术。

戏曲艺人通过学习，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戏曲艺人取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严。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盖叫天获荣誉奖，丁是娥等100多位演员获一、二、三等奖。各剧种代表性的演员成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与讨论国家事务。在新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呈现出新的面貌，为剧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京剧和各地许多剧种都建立了戏曲学校，有计划地培养戏曲表演人才。中间虽经过数次调整和“文革”期间的中断，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戏曲学校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开设了大学的表演系以及优秀演员研究生班。在全国各类评奖活动中获奖的演员数以百计。

70年来，戏曲剧作家形成了实力雄厚的队伍。大致可分三代。老一代剧作家成就了“文革”前17年戏曲创作的辉煌。1989年笔者出版了《当代戏曲作家论》，论述了此时还都健在的陈仁鉴、翁偶虹、范钧宏、马少波、黄俊耀、杨兰春、王肯、胡小孩、顾锡东、徐进10位剧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艺术成就（对于此时已去世的田汉、马健翎等剧作家没有写）。而应该进入戏曲史的作家还有很多。“文革”之后，一批中青年剧作家崭露头角。他们经过“文革”的磨砺，积累了深刻的生活体验，又接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思想观念，所以他们的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新亭泪》《秋风辞》《田姐与庄周》《巴山秀才》《画龙点睛》《南唐遗事》《徐九经升官记》《山鬼》《喜脉案》《金龙与蜉蝣》《董生与李氏》《凤氏彝兰》《八品官》《四姑娘》《六斤县长》《土炕上的女人》《驼哥的旗》《徽州女人》《死水微澜》《金子》《骆驼祥子》《华子良》《西京故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别开生面，都引人思考和给人以新的艺术感受。

现在，这一批剧作家多数还在进行创作，“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更年轻一代的剧作家正在形成中。

戏曲是综合艺术，一部戏要取得完美的艺术效果，必须各个艺术部门共同努力，并需要有整体的把握。导演制的建立，使戏曲艺术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新中国第一代戏曲导演大多是在实践中培育出来的，为了做好导演工作他们又积极学习新的戏剧理论。在一系列成为经典的剧目中，无不凝聚着导演的心血。如京剧《白蛇传》（李紫贵导演）、《杨门女将》（郑亦秋导演）、《红灯记》（阿甲导演），昆曲《十五贯》（陈静改编、导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沙导演），评剧《金沙江畔》（胡沙、张玮导演），豫剧《朝阳沟》（杨兰春编剧、导演），等等。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导演成长起来，马科、余笑予、谢平安、杨小青、石玉昆、张曼君、卢昂、韩剑英等都为各剧种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创造。一些主要执导话剧的导演也经常参与戏曲导演工作，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戏曲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也培养了很多专门人才。

戏曲理论批评队伍的建立是戏曲艺术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20世纪前半段，中国已有一批戏曲专家，但他们进行戏曲研究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如郑振铎，为搜集整理戏曲小说资料，“几至典衣减食以赴之矣”。新中国成立后，从文化部到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戏曲研究的专门机构，稍后又成立了中国戏曲学院，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设戏曲研究专业课程。现在全国每年都有一批研究戏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不断充实到戏曲研究队伍中。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批评如鸟之两翼和车之两轮的态势逐步形成。

对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戏曲工作的成就，特别是对于戏曲改革，一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批评的意见来自两个方向。一种意见认为，对戏曲的重视与扶持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倒退，阻碍了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一种意见认为，戏曲改革就是走西方化的道路，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我们前面列举的事实我想足以证明以上两种意见的片面性。但是“闻者足戒”，听取这些批评的意见是有好处的，70年戏曲艺术所走过的道路确实是曲折的，这中间有很多失误，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今天应该记取这些经验教训，以使今后少走弯路。20世纪50年代的戏曲改革和之后工作中的许多失误是老一代戏剧家在实践中发现的，是在党的领导下认真纠正的，因此戏曲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我们应该继承发扬这一宝贵的传统。

最重要的是研究戏曲艺术的规律，尊重艺术规律。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应有深刻的理解。一部作品好不好，应以人民群众的评价为标准。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但演出的作品不为群众所喜爱，那就发挥不了社会效益。应充分重视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剧作家、艺术家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生活积累，要有学习传统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我们应该常怀忧患意识。前面我们讲到各方面的成绩，但同时也应看到各方面都存在不足。只有不懈努力，优势才有可能继续。比如剧种，现存的300多个剧种，有一些已无专业剧团，如不进行有效保护和扶持，消亡的危险随时存在。比如剧目，经常有新的剧目上演是戏曲繁荣的必要条件，但热闹还不是真正的繁荣。必须下大功夫提高作品的质量，才会有更多的作品传得开，留得下，成为“有效积累”。人才亦如此。与历史上所有时期相比，都可以说现在是人才最多的时期；但具体到一个剧种、一个剧团、一个方面，乃至一个行当、一个流派，大家则普遍感到人才短缺，急需下大气力，才可避免后继乏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是十分不易的，对于“天公”不拘一格降下的人才必须倍加爱护和扶持。

70年的成就令人鼓舞，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好新一代的长征路，创造民族戏曲艺术新的辉煌。（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