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活动中，批评和评论往往指向同一种话语方式。但若一定要对概念做出区分，我倾向这样理解：“批评”可以更多针对价值形态言说，主要涉及意义判断；“评论”可以更多针对表现形态言说，主要涉及完型评价。这样的理解并不严谨，因为在具体实践中，二者不会截然分开，可以相互置换或涵盖。有时也把“评论”作为一个大的概念，它包含批评、阐释和鉴赏。我在本文中使用“批评”一词，无非是想强调这一实践活动的引领力量，批评的地位应该得到凸显。

一位文学院教授对我说，如今网上飘的是段子，再有就是爽文和酷评。我们当时在谈批评写作，共同的感受是，如同爽文不能替代严肃意义上的文学，酷评尽管时常语出惊人、辛辣刺激，但真正直面作品、有理有据的批评，终究太少。

批评历来是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批评缺失”实际上是个老问题。首先，多年来批评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虽然也可以看到好的批评写作，但总体上处在缺位或脱钩、离场的状态；其次，文艺生活日益多元化，面对多元化中的新旧杂陈、标新立异、良莠不齐，批评却功能退化，处在失语或异化的状态。要改善这一局面，强化批评在艺术创造、审美评价和价值引导上的积极意义，需要我们首先对其有一个恰当的定位，也需要对存在的问题有客观、具体的分析。

文艺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生产，就“供给侧”而言，大致可分为创作、批评和研究三个部分。创作是文艺以作品形态的直接呈现，是文化生活的具体内容和精神生活的实现路径。研究是对文艺规律、艺术遗产、美学形态，包括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的把握，它不仅要面向民族历史的深厚积累，更要面向未来文化的广泛可能性。不难看出，批评在这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无论古今，不分中外，实践证明，好的批评既对艺术创作有引领与匡正的作用，也对理论研究有丰富与深入的功效。换句话说，评论既引导实践，又反哺理论，三者共同型塑了社会风貌、审美生活和人的品格与精神状态。

文艺批评长期以来存在三个问题。首先，缺乏理论的深度意识和价值引导意识，既不能击中问题要害，也无法对作品进行恰当的审美评价、优劣评判，体现出某种判断上的模糊。其次，缺乏认真解读作品的意愿和能力，空泛的表述、笼统的概括，看似深入，实际闪烁其词，本质上是处在一种悬置状态，既无法进入丰富的感性创造，也无法对作品的技法语汇和情感内涵作入情入理的解析。无论对创作还是对接受，实际上都处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再次，圈子和面子、位子和票子左右批评实践，批评变成捧场，捧场就是交换，一派人情世故，或以“表扬与自我表扬”为主，等等。直截了当地说，许多批评就是在炒冷饭、吃闲饭；或者如同艺术家有了喜事，批评家就忙着去随礼一样。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最近20多年来，存在着一种所谓“批评下降、学术上升”的现象。以文学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国华教授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难分彼此，而最新锐的文学批评家其实往往就是当时的前卫文学理论家”（朱国华：《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按照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界限其实不是那么清楚。许多优秀的批评家，也是文学史家；反过来亦然”。他们既写批评文字，又写文学史论著，“批评”与“文学史”的品格在当时是“互渗”的。而近年来，比如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了能够‘有效’地阐释‘当代史’，也为了使‘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学术’，能尽快进入‘学科体制’，研究者的态度和方法出现了明显的调整。‘批评’和‘研究’的界限被强调。不少研究者都在努力和即兴式、随感式地处理问题的态度保持距离”（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假如我们正面理解这一现象，从当时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难分彼此”，到后来的“‘批评’和‘研究’的界限被强调”，或可视为学术与学科发展的结果，也是理论研究日益深化的结果。但这一结果未必具有必然性或正当性，其中埋下了问题的伏笔。

大致分析这一变化的原因可以看出，首先，批评被认为是一种“即兴式、随感式地处理问题”的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批评的学理定位出现了偏差，忽视了批评对研究的增益和反哺。这一偏差，归根结底，既是方法论上的偏差，更是认识论上的偏差。事实上，从历史看，批评与研究的分野是个很晚近才有的现象，今天被视为文论遗产的众多资源，几乎都是由广义的评论性文字积累而成。真正的批评，本身就是学术，如同批评史是构成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所谓“学院式”研究在逐渐脱离创作，似乎“进入‘学科体制’”的文字无非考据或探究义理，或将作品当作理论的注脚，拆解作品无非是要对应于理论的条分缕析。或者，理论是自说自话、圆融自洽的推论炫技，而批评不过是肤浅的印象评述与未经审思的感性表达。最后，现今的“学科体制”，包括学术评价机制似乎也没有给批评写作一个包容的空间。客观讲，“学术上升”的确使科研特别是高校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术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不应该忽视“批评下降”，二者间并不必然存在反向运动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我以为文艺批评要树立四种意识。

第一，批评要有学理意识。批评不是鉴赏，不是空泛的点赞或简单的评价，而应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这样讲，理论是对层累的审美意识的研究，是对艺术传统、艺术规律及艺术价值形态的理性把握，它应该通过批评实践作用于当下的艺术创作。理论不是批评的外套，而应该是其核心依据和认识基础。反过来讲，批评使理论不断具有活力，强化问题意识，并检验其效用。批评可以锻造理论的实践品格，理论可以增益批评的学理底色。

第二，批评要有审美意识。要真正进入作品，要对作品有深入其内部纹理的解读。经典的批评首先是“懂作品”的批评，有内行的分析，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才有理性的把握。脱离了作品分析，批评就只能流于表面，不及物，不接地气，不知所云。艺术家觉得你说半天似乎与他无关，欣赏者更找不到深入理解艺术作品的门径。最终，批评不过是或貌似高深或似是而非的空转。

第三，批评要有推进意识。批评作为艺术生产中重要的中介性的存在，既要有助力创作实践的诚意与勇气，也要有增进理论积累的目标与雄心。换句话说，批评要敏感地呼应艺术的创新意识，在实践中保持在场；同时，批评也要自觉地介入理论的原创意图，在研究中保持活力。真正的推进意识既不来自高高在上的压制，也不来自一团和气的捧场，而应该是讲真话。

第四，批评要有艺术史写作意识。古往今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艺术，事实上几乎大部分文艺作品都会在时过境迁中被抛弃。实话说这并不残酷，这是人类整理遗产的福音，历史一直在“断舍离”，即便这样，依然免不了有糟粕留给后人。今天的实践同样如此，批评需要有清醒的清理意识，激浊扬清，这既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基于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既是针对时代精神的需要，也是基于历史规律的预设。当然，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留存下来、流传下去，这确实是个理论问题。批评基于理论，也把这个大话题留给理论。

创作有发展，批评与有荣焉；理论有推进，批评与有荣焉。基于新时代文艺生态乃至精神风貌的塑造，批评必担其责；面对行将历史化的“断舍离”，批评应该在场。学者应该拿起批评的武器，面对创作的实际，面对当下理论的积累，以基础理论为批评高度，以历史研究为批评基底，以观念引导为批评指针，以关切现实为批评方式，返回现场，重建批评对文艺实践的关怀和引领。

 （作者系《文艺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