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在京拉开帷幕。

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创办于2015年。6年来，近两百部中国原创话剧作品通过这项全国性专业戏剧演出活动得以展示，不仅让广大观众看到了原创话剧的中国力量，看到了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探索，也看到了全国各地艺术院团不一样的生态及发展现状。

然而，通过持续的展演，也让观众注意到，中国原创话剧存在着题材同质化、创作模式化现象，精品屈指可数，“专家叫好、市场不叫座”等老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原创话剧究竟难在哪儿？

找到好剧本，难！

所谓原创，首先是内容的原创、剧本的原创，然后才是舞台呈现上的创造与创新。接受采访的创作者和专家一致认为，原创话剧之难，首先难在好剧本难觅。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认为，戏剧创作是古今中外艺术样式中最难的样式之一。处理好剧本的结构问题、情节的推进延展、戏剧矛盾冲突的架构等问题，需要高度的技巧。“可能一名十几岁的少年能够创作一首了不起的诗歌，但只有对人生、社会、民众有过很多观察和思考的人，才能创造成功的戏剧。很多人说，曹禺23岁就创作出话剧《雷雨》，岂不知在此之前他读过大量优秀的戏剧剧本，他的生活境遇也是他创作的积淀。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夏衍曾说，不熟悉的不写。可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不熟悉的不写？”

一级编剧林蔚然将创作原创剧本比作“平地抠饼”。“写原创剧本，没有更多依据，需要从无到有、生发构思，然后再用适当的技术把构思呈现好，并且要把很多同类、同题材的相区别，需要个性化创作。原创的最大难度来源于此。”

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梧桐看来，造成剧本质量参差不齐的一大原因是“赶”。“剧作家在领导、剧团，甚至时间节点的压力下，‘赶’作品，赶着体验生活，赶着创作完成……磨戏的团队越来越少，赶戏的团队越来越多，这些都是违背创作规律的。此外，剧作家应该对于创作的题材首先产生情感共鸣，然后再着手做案头工作，如果自己都无法感动，只能生搬创作套路，这是很可怕的。”

“几年前，我们创作了一部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主创团队没有一个人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作品最初创作出来，连自己都觉得好笑。这也是现在很多原创作品的问题，剧作者没有生活、没有积累，全凭新闻报道、网上资料来编造。电视剧《山海情》《跨过鸭绿江》这些作品的题材司空见惯，为什么会有很好的播出效果，就是因为创作者摒弃了浮躁，扎进了生活，这样的作品观众才觉得真实。”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罗鸿亮对记者说，相比来说，改编经典小说的成功率更高，创作周期也较短。

日前，作为四川人艺2021年开年大戏，改编作家阿来同名小说的话剧《尘埃落定》成功完成首演。215分钟的作品起伏跌宕、充满张力、节奏紧凑，让人目不转睛、沉浸其中。阿来也认为这一版的改编“水乳交融，丰富、锐利、智慧”。“这次创作也给了我们信心，后续我们还会考虑将阿来、李劼人、巴金等作家的名作搬上舞台。”罗鸿亮说。

那究竟如何才能创作出一个好剧本，大家都提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有了真实的体验，细心观察厚重的生活，才能写出好的剧本。”一级演员、原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李法曾说，创作者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

一级演员刘晓翠也提到，剧作者要心无旁骛、扎扎实实地走进生活。要有勇气离开自己熟悉、舒适的生活，深入到陌生的环境中去。“著名编剧胡可写话剧《战斗里成长》时，已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创作组的组长，他一直跟随作战部队采访官兵收集素材，初稿写出来，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就接到攻打太原的任务。他把初稿揣在挎包里，带到了太原战役前线。这期间，他深入部队一线，住在太原东山猫耳洞里，记录下部队每天的见闻。剧本几易其稿，反复推敲，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才正式由华北军区文工团排练首演。”

找到好演员，难！

剧作者创造的人物，需要通过演员准确、精湛的表演立于舞台。而找到适合剧作气质、人物特点的好演员，也成了不容易的事。

近年来，梧桐作为导演先后创作了不少话剧、戏曲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他愈发觉得好演员难觅。“好演员稀缺，也在一个‘赶’字。在学校的时候赶着毕业，基本功没学扎实；毕业以后，赶着跑剧组，不重视积累，也没时间停下来认真思考。”在梧桐看来，现在一些演员既缺乏相应的文学修养，也缺少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因此形成了一条“自我封闭”的生态链，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

在《尘埃落定》的创作过程中，罗鸿亮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有些具备舞台经验的演员，导演觉得与剧目或人物不合适，最终只能起用年轻演员，但年轻演员的能力和经验不足，舞台呈现效果势必会削弱。“《尘埃落定》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演员。这不仅仅是演员能力的问题，也是我们院团管理的理念、发展路径、定位没有做好，没有帮助青年演员做好职业发展规划。我们管理者有责任。”

如何让角色在自己身上活起来，除了要扎实练好基本功之外，演员还要为研究角色下苦功。饰演松二爷的黄宗洛在《让角色在自己身上活起来》中这样写道：“我当时只有三十上下，算是个青年演员，对剧本所展示的时代和人物并不熟悉。我是从泡茶馆和看资料入手，敲开《茶馆》大门的。”

为尽快获得人物的自我感觉，并回到历史的环境和氛围中去，黄宗洛“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家里、在日常生活中，给自己来一番彻底的改变——脱掉制服，改穿长袍；不喝凉白开，改沏盖碗茶；还特意像松二爷一样，养了只黄鸟。“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创作集体有个好风气，就是大家都往里边‘晕’，排第一幕时，竟把排练场当成半个世纪以前的老裕泰大茶馆了。到了排练场，演员之间尽量保持剧中人物关系，一切都按当年的老规矩办事，行礼如仪，然后各就各位，纷纷入座。我每天起身之后，换上长衫，提着鸟笼，带上早点，溜达到剧场，请‘伙计李三’给我沏上一杯小叶茶，有滋有味地开始一天的‘有闲’生活。严格地生活于规定情境之中，根据场上所发生的事件认真地交流想法。很多比较精彩的片段就是这样一天天地靠大家伙‘泡’出来的。”

做主题创作，难上加难！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用舞台艺术作品记录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将“抗疫题材”“脱贫攻坚题材”这些主题性创作变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可谓难上加难。

“创作对准人学这个向度不是容易事。警惕非人化，不能空泛化，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这样的作品只能败坏观众的胃口。当下文艺创作中很容易把立意、语言和形象向口号化、工具化和概念化上引领，良好的主题意愿往往会变成一种应时性的喊话，对英模人物的歌颂往往缺乏基本的逻辑性和戏剧性，写好人好事一般都止步在外部事迹之中，徒有一个美好的出发点却始终无法进行艺术化表达。”一级导演李伯男认为，怎样重笔写人，把人和人性作为创作焦点去表达艺术家对新时代的情感，这是每一个戏剧工作者的必修课题。

此次第六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开幕作品，是由李伯男导演的抗疫题材话剧《人民至上》。谈到其创作之难，李伯男说：“《人民至上》这个题材离我们太近了，无论是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都很近，处理题材是需要时间沉淀的。虽然我们面对这个题材创作感情是非常纯粹的，但仍然会有搞急就章的危险。对于即时性现实题材创作，剧本中的人学因素是创作的生命线，是否把握了戏剧规律是质检标准。现实题材原创戏剧难，在原创过程中会面对不可能短时间内就完全成熟的剧本，要靠各个层级、各个角度的参与者协同编剧共同攻坚克难，但一定要围绕‘戏剧性’这一审美概念深入到题材中去，认识戏剧冲突、营造戏剧情境、明确戏剧悬念、突出戏剧场面，都是在构建和挖掘创作主题，只有解决了‘戏剧性’问题才可以说是艺术化地挖掘了主题。现实题材原创作品的力度源自于艺术家驾驭戏剧本体的思维能力和实际功力。”

刘晓翠对话剧《谷文昌》中的一个片段记忆犹新。在那场戏中，谷文昌不但把家里的粮食全分给了老百姓，还把与妻子结婚的衣服送给了村民，这让妻子很生气。他知道妻子肯定会生气，送走村民一关门，他转身就给妻子跪下了，一边求饶一边哄。这些举动让这个人物鲜活、有温度。“现实题材的原创作品要从真实的生活中提炼，是写真实存在的身边人、身边事，而不是脸谱化的人，这些人要说真话、说实在的话、说接地气的话。”

宋宝珍将这类主题创作的过程比喻为创作者与创作对象的“灵魂对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相应的主题性创作不会少。对于英模人物的塑造，应该是创作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人灵魂中的冒险。如果创作者达不到英模人物的境界，势必会拉低这些人物的品质。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英模人物在当时的选择，创作者一定要对党史和我国的历史有全面的理解。”

宋宝珍还提到，艺术要用情来感人。“比如广东省话剧院的原创话剧《深海》，讲述了‘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对祖国的爱、对母亲的爱、对妻子的爱和对事业的爱。观众通过舞台上演绎的黄旭华动心动情的生活经历，而被他的人格和精神所打动。讲好中国故事，难在讲‘好’；要讲‘好’，就要讲得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