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文艺评论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来开展，方能健康持续地发展。历史进入新时期、新时代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着文艺评论工作，党对文艺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一些思想和认识调整，对文艺评论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例如，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道出一个真理，即马克思精辟阐明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地把握世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但诸种把握世界的方式虽然彼此联系，却并无“从属”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关于“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是在战争环境里揭示的真理，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之后，就要防止简单化地用政治思维去取代审美思维、艺术思维，不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谈不上科学的文艺评论。邓小平同志同时注意到这样的思想提出后，一定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1980年他在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口号”“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再如，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发展阶段之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与此相呼应，文艺创作应该追求三点：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这就证明两个效益的关系是我们进行文艺评论、把握文艺评论标准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在今天，只消看看还有人简单化地把文艺从属于政治又演变成了文艺从属于个人的“政绩”，还有人以票房收视率论英雄，就足见真正与时俱进地处理好文艺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任重道远。

（作者系中国评协第一届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